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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


深喉 2022-08-28 09:23 发表于天津

来源:1979年3月13日《人民日报》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善于向世界各国学习,吸收一切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林育蓉、“四人帮”推行闭关自守、锁国愚民的政策,给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正确主张扣上“卖国主义”、“洋奴哲学”的帽子,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闭关政策不是林育蓉、“四人帮”的发明。清朝统治者在和外国资本主义接触的早期,就曾禁止和限制中国人民和世界交往,使中国人民耳目闭塞,不能向先进国家学习,已经落后的中国因此更加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无情的历史事实。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苦难之中。历史的教训记忆犹新。回顾当年闭关政策的历史,分析它产生的根源和造成的危害,对于肃清林育蓉、“四人帮”的流毒,学习各国的长处,是很有意义的。 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是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的历史现象。当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社会,处在满族建立的清王朝的统治下。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但是,进入封建社会后期以后,发展趋于停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死气沉沉,封建统治阶级抱残守缺,夜郎自大,固步自封,自命为“天朝上国”,不肯睁眼看看汹涌澎湃的世界历史前进的潮流。对于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深闭固拒,竭力限制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在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下,即使是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也不可能正确了解世界的形势和日益临近的资本主义侵略的严重性。反动、落后的闭关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几个世代的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根本上说,闭关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经济的产物。中国封建的经济结构是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强固结合。亿万农民分散地生活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被封建宗法制绳索束缚起来的农村中。无数个村庄、集镇和城市互相隔离,没有和周围广阔世界进行频繁联系的必要与可能。在落后闭塞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了因循守旧、虚矫自大、闭关自守的思想。十八世纪末,乾隆皇帝在给英王乔治二世的一封书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国际贸易和交往中的这种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正是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清政府顽固地坚持闭关政策,还由于它和广大人民群众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在同样是封建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当国家比较强盛,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比较缓和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对周围国家也可以采取比较开放、比较友好的态度。如汉唐盛世,中外交往频繁,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得以交流。在明初,郑和率领的庞大航海队屡次前往东南亚、西亚,远达非洲海岸。有信心的强者不害怕异国的新事物,只有虚弱者才对之忧心忡忡。鲁迅先生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一卷)十八世纪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衰弊陵夷之际”,人民群众的抗清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由盛转衰,显露了它的腐朽性、虚弱性。它不了解世界的发展,不了解外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活动方式,当然也不会有对付资本主义侵略的正确策略。只是神经衰弱地以为,这一外来的异己势力如果和人民群众接触,将会加强反政府的力量,引起新的骚动。正象马克思所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清朝政府构筑了一道隔绝中外的堤墙,以为任凭堤墙之外时局变幻,风雷激荡,自己还可以关上“天朝”的大门,不闻不问,高枕无忧。历史的发展粉碎了这一幻想。事实上,它只是糊起了一堵薄薄的纸墙,被外国侵略者一戳即破。 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一方面限制中国人民出海贸易,或在外国侨居,禁止许多种货物出口;另一方面,对来华的外国人也作了种种苛细而不必要的限制和防范。清初,由于东南沿海还有郑成功、张煌言领导下的抗清武装的活动,清政府为了断绝他们的粮食物资供应,厉行“海禁”,下令“片帆不准入口”,远洋贸易,几乎停顿。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统一了台湾,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又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外商来华通商的口岸。至此,清政府虽然打开了一道狭小的门缝,但仍然设下了许多禁令,而且越到后来,禁令越是烦琐,越是严密。十五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明代中叶,由巨大帆船组成的中国商船队还经常出没于远洋洋面。此后,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载重量越来越大,航海技术日益进步。而清政府反而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三)中国的商人和华侨很早就到东南亚各地活动,对当地的开发以及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但清政府却十分歧视他们,多方加以阻挠。雍正皇帝的谕旨中说:“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亦不许令其复回。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同上书卷三十三,雍正五年上谕)中国地大物博,有许多可供出口的产品,但清政府横加限制,军器、火药、硝磺、铜铁、米麦、杂粮、马匹、书籍都在禁止出口之列。为了杜绝粮食和铁器出口,竟规定每艘商船只准携带铁锅一口,作为炊具,每人只准携带铁斧一柄,作为用具,预先规定好航行的日期,每人每天只准带口粮一升、余粮一升。海上风信,变幻莫测,航行本难定期。清政府这种极不合理的规定,剥夺了商船对海盗进行武装自卫的手段,而且在漫长的航途中,生活也得不到保障。丝绸是当时对外出口的最大宗,由于出口增加,丝价上涨,这体现了市场的供求规律,可以促使中国丝绸生产更快地发展。可是封建统治者看到丝绸涨价,神经紧张起来,于乾隆二十四年禁止丝绸出口,结果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经济和对外贸易。五年以后,官吏奏称:“近年粤闽贸易,番船甚觉减少,即内地贩洋商船,亦多有停驾不开者。在外番因不能置买丝斤,运来之货日少,而内地所需洋货,价值亦甚见增昂”,官吏们不得不承认禁止丝绸出口,“中外均无裨益”。(《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一八)在事实面前碰了钉子,才不得不放宽禁令,但仍限制每艘船只载运丝绸出口的数量。早期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具有资本主义侵略的性质。来到中国的某些外国人,傲慢粗暴,趾高气扬,甚至犯罪作恶,无法无天。对于那些侵略分子、犯罪分子,进行一定的防范和惩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清政府对外国人不加区别,笼统对待,规定种种不合理的限制,这不仅妨碍中外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无助于防范真正的犯罪分子,有效地抵制侵略者。 清初,中外贸易并没有限制在一地,外国商人可以到广东、福建、浙江沿海的口岸贸易。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以“民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为理由,将通商口岸限制在广州一地。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是茶叶和丝绸,多产于江浙闽皖,离开广州很远,茶丝都要从陆路长途运输到广州出口,不但成本增加,而且容易损坏霉变。清政府不考虑经济效益,不许茶丝就近出口,硬性规定只在广州一地和外国通商。而广州的对外贸易,又被清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把持,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实际接触的只限于几个特许的行商,而不是广大的自由商人。一百数十年对外贸易积累的巨额资金,通过行商之手填塞了封建性消费的无穷欲壑,无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了限制外国人的行动,清政府还制定了种种苛细烦杂的规条和章程,如所谓“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等,禁止外国人长期居住在广州,禁止中国人受雇为外商服役,禁止向外商借款,禁止外国人坐轿子,禁止外国妇女进广州城,外国人在广州商馆居住,不准擅自出入,每月只准有三天可以在附近散步等等,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和外国人隔绝。清政府自己就说:“向定章程,俾民夷不相交结”。(《史料旬刊》第九期,两广总督李鸿宾奏) 在落后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闭关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当时,较有眼光的人就指出了闭关政策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良影响。“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一船之蔽废,中人数百家之产,其惨目伤心可胜道耶?沿海居民肖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鹿洲初集》卷三)闭关政策也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西欧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牢笼,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放射出光辉异彩。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被禁锢在理学、八股、考据、词章的传统知识领域的泥潭中,脱离实际,闭目塞聪,死抱着古老的教条。中国人民与世界的历史潮流相隔绝,也就谈不上学习先进的东西。从表面上看来,闭关政策似乎也限制了外国侵略者的活动,具有一点自卫作用。实际上,这种落后的、消极的政策只能束缚中国人民,而不可能限制住穷凶极恶的外国侵略者。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侵略别国。越是落后国家、落后民族,遭受的侵略就越是严重。中国能不能抵抗住外来侵略,或者能不能减轻外来侵略的祸害,决定于中国能否急起直追,迅速进步,改变中国和外国的力量对比,而决不能依靠自我孤立、自我隔离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既不能改变侵略者的本性,又不能妨碍侵略国家力量的增长,只能作茧自缚,阻碍中国的发展,扼杀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闭关政策是慢性自杀政策,对国家和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鸦片战争以后,闭关政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闭关政策破产了,但是产生这种政策的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也不可能很快消失。它象幽灵一样,时时缠绕着中国。到了近代,中国的门户已经大开,许多帝国主义国家蜂涌而入。这时候,一些封建顽固派仍然力图回避与西方国家交往,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鸦片战争后,为了保持虚假的“天朝”体统,道光和咸丰两代皇帝躲在紫禁城内,从来不和外国人见面。在外国的强硬要求下,经过三十年之久,同治皇帝才被迫第一次接见外国公使。清政府也不愿向外国派出外交人员,同样是在外国的压力下,才勉强请了一个美国人蒲安臣作为清政府的代表,组成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到欧美巡回访问。一八六二年,北京设立同文馆,后又增设天文算学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的学校。一八七一年,中国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出国学习。这两件事,顽固派激烈攻击为“用夷变夏”,在政治上掀起轩然大波。结果,留美学生中途停学,全部撤回,同文馆也招不到学生。一八七六年,英国人在上海修筑一条三十里长的吴淞铁路,这是中国土地上的第一条铁路。清政府却以二十八万两白银高价购回后,拆毁扔弃在水里。一八八一年建成的从唐山到胥各庄的运煤铁路,最初由于顽固派反对用蒸汽机车牵引,只好用牲口拉着车厢在轨道上爬行。封建顽固派扬言:“电线铁路,变华为夷,鄙见迂疏,期期以为不可”。(《刘坤一遗集》第一七六四页)可见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思想,流毒甚深,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进步。历史已经过去了一百数十年之久。现在,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在新的征途上,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残余思想,仍然可能成为我们前进的绊脚石。因此,重温一百多年前的这一段历史,接受教训,解放思想,继续破除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偏见,积极展开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学习先进,赶超先进,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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