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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我为什么要写《经纬华夏》


作者:许倬云 我所从事的历史书写,并非排比岁月,也不是着眼其中的是非对错,或者某个叙事的唯一性。 要知道,同一事件,旁边有一百个人看见,可以有一百零一种“事实”——身为历史学者,不能说“我的责任就是矫正”,因为你说的“第一百零二种事实”,同样可能是错的或者片面的。 所以,我的责任就是告诉大家:历史的变化,并非事实本身的过程,及其所呈现出的变化,而是“我所理解的变化”。 理解了上述“变化”,看待历史就如“变动的万花筒”——并非“万花筒”在变,而是“万花筒”里的彩色图案,在“我的理解”之中转变。 ——许倬云《经纬华夏》 身为作者,我有责任讲明:为什么在《万古江河》以后,又写了这部书。 为什么那本书叙述了如此多的史实,我还要再重新叙述一遍?这就等于,带朋友去巡山、看海:第一次去看,我告诉他——海是如此,山是如此;第二次去,我就告诉他——山在变,海在变。 不是山、海在变,是“我”在变,是我的想法在变。 我现在看到了另外一番山,另外一番水,另外的“庐山”,另外的“浙江潮”。 01 我为什么要写《经纬华夏》 我一辈子经常“变脑筋”。 从读大学开始,我就不觉得历史是固定的:不但“史实”不会固定,人对历史的叙述,阅读历史所产生的悲叹、欢欣都不固定。因时因地,你有所感、有所触,就会有不同的陈述,就会有不同的描写。 学历史的人,责任是将其所感、所触呈现给大众。 就如同这本《经纬华夏》,里面有我的眼泪、我的欢笑——所有的欢笑和眼泪,都是因为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几千年来的挣扎和奋斗;或者辗转于艰难困苦,而没有出路。 但是,其实是有出路的,会有出路的;有时候,他们找到了出路,我自己没看见而已。 所以,我每次写一部书,甚至写一篇专题论文,都有一个整体的想法在其中。

我所从事的历史书写,并非排比岁月,也不是着眼其中的是非对错,或者某个叙事的唯一性。 要知道,同一事件,旁边有一百个人看见,可以有一百零一种“事实”——身为历史学者,不能说“我的责任就是矫正”,因为你说的“第一百零二种事实”,同样可能是错的或者片面的。 所以,我的责任就是告诉大家:历史的变化,并非事实本身的过程,及其所呈现出的变化,而是“我所理解的变化”。理解了上述“变化”,看待历史就如“变动的万花筒”——并非“万花筒”在变,而是“万花筒”里的彩色图案,在“我的理解”之中转变。 写作《万古江河》的时候,我壮年刚过。那时已经退休,我认为可以将自己所理解的中国历史做一番整理。 当时,我整理的方法是:看中国历史的方向,看不同的力量、不同的情况造成怎样的潮流,造成了怎样流动的方向。 以如此观念,我写出了《万古江河》。大家可以看看那本书,我是把“长江”作为一种叙述模式——其实,长江也只是一条江而已。 如今,我已活到了93岁。为什么还要写这本《经纬华夏》? 因为我现在看到的不是一条江,而是一块亚洲大陆,以及欧亚古大陆,我的观念中,这几处是彼此相依相附的。 “大陆”这个词,我为何要重复两次? “亚洲大陆”是关于中国为主的东亚,其自身的定位;“欧亚古大陆”,则是着重于欧洲与亚洲之间互动的结果——除了族群在南、北间的移动,还有东、西方向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和变化;以至于海岸的另一边,穿过太平洋、印度洋的万重浪,那边生活着的人们,其想法与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几千年来,中国所经历的一切,都离不开东方和西方、远东和远西、南方和北方、沙漠和海洋之间彼此的“呼唤和回应”。 “三大核心区”示意图 所以,我把“经”“纬”二字提出来。 现在,我的立足点就不是长江大河,而是站在一个不知何处的高度,看这幅世界的“大地图”,在“大地图”上随处游走:所到何处,我就从那个点来看待与其相关的问题——我在转换我的立足点和视角,并将此一视角与下一步的观察角度及叙事方式加以连接。 我希望呈现给大家的,是多层面、多角度、“多放映机”,组成的许多“镜头的棱片”。 这些“镜头棱片的蒙太奇”拼在一起,剪接之后才会形成电影。电影没有办法让你同时看十八个故事,你会看糊涂掉的——它的叙述在跳跃,从此一局面到彼一局面;我写作《经纬华夏》,也是一个“跳跃的方式”,希望让你知道每一个镜头、每一个故事,所建构出来的“历史的电影”。 在这本书中,我眼中的“华夏”也不再是固定的东西:“华变夏,夏变华”,游牧变农耕,农耕变渔猎…… 02 历史在变 历史每一段的解释都在变 四千两百年前,因为一次全球性的长期寒冷、干旱气候,山东渤海湾一带,原本繁荣的龙山文化,被迫往南、西两个方向迁移:往西扩散到山西盆地,后来发展为殷商的一部分;往南进入长江流域造就了后世的荆楚与吴越。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漫长的冲突、合并、继承、开拓的过程。 在本书中,每一个阶段我所讲的,都是移动之中发生的变化。 中国历史记载,不断有北方的牧人,以其强弓大弩、迅马铁蹄冲破关口。我们汉人是受害者,但不得不接纳他们。 这些游牧部族进入南方温暖地区,饮食上习惯了小米、麦子以后,观念、文化、习俗也就随之转变,逐渐被汉化。你们知道,如今中国有多少姓,是蒙古人留下来的吗?你们知道,有多少外来人群,是到了中国之后才取得姓氏的吗? 当年我写作《万古江河》,有相对确定的方向和立足点。如今的《经纬华夏》,其视角是随着地域空间和时间的变化不断移动。 中国历史上,不断面临来自北方和东北的挑战;同时,中国也在向四面八方开拓。 比如清代的吴季子,被流放宁古塔二十余年。朋友们都觉得他辛苦,想尽办法将其救回来。可是,他的身体已经不能适应江南气候,临终前对东北居然怀有“别样的乡愁”。 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被发配到西北,看到了不同于汉地的大好江山。 抗战前罗家伦作词的《玉门出塞》,则是警告大家:莫让“碧眼儿”开拓这块地方,“射西域盘雕”。 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是和非该如何判断?长和短该怎样比较?恐怕不能完全以“华夏”为中心。我们不能完全说“万流归中”,此“中”有许多漩涡,许多逆流。 我在这个故事里面陈述的,有经济的动力,有社会动力,也有军事动力。 近百年来,我们时时刻刻要去挽回中国,要报仇、要独立。但是,那些爱国人士急急忙忙提出来的方案,没有几个是真正合理的。他们提出的方案,其基本主张都是“我不要日本亡我,我要学日本”。 再后来,大家又认为西方是唯一的真理,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最好的模式。他们没有去考察——西方人自己的历史之中,有多少次仿古,多少次修正,多少次坚持新的立场以后,又推翻原来的立场。 我们在人家几千年来不断矫正的途径里,只抓到了最近三步,就说:“他们做得真对,丢掉我们的一切吧。”如此情形实在太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近百年来,甚至有人主张以拉丁字母取代汉字。但是,汉字不能亡。 如果把汉字丢了,能换来什么呢?不是自己灭亡自己的文化吗?丢掉自己的一切,就迷失了,这是失去了记忆、失去了自己啊! 天下没有不可追寻的东西,天下没有不可改造的东西,天下没有完全无用的东西。 中国的东西,我觉得有许多可以帮助未来世界改正的,既不是“东方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而是“理性的模式”。 孙中山所主张的模式,是按照林肯的办法,他并没有懂得林肯。 要懂得林肯,就要先懂得华盛顿;要想懂得华盛顿,就要先懂得清教徒;要想懂得清教徒,要先理解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要理解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就要明白英国人曾经砍了他们国王的头颅。克伦威尔靠八十匹马队夺得天下,但英伦三岛不照搬欧洲。 他们认为自己不是欧洲的一部分,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有良心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会告诉你:历史在变,历史每一段的解释都在变,因为每一次我们都多看见了一点点。 我们永远是在这繁花丛中,密密的树林里面,以为自己看透了。其实,远没看透。 树林深处丛丛的树叶,繁花深处一层层的草,里头的小虫子、小蚂蚁,大树后面一条蟒蛇——再远处还有一只老虎:凡此种种,我们都没有看见。 在你自己的身后,你都没有觉察:一只大猴子,对着你的脖子呼气呢!所以不要太自信,认为看见了这条路。没有的。 路是慢慢走的,要随时修正,随时体谅人家,随着我们的描述不断扩展——也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知道的一些东西,慢慢往前发展、形成的。 我这本新书前半段考古部分的讨论,在《万古江河》中看不到。主要是因为,这十几年来,出土了许多新东西。 写作《万古江河》时,没有完全整理清楚的遗址及古代文化的面貌,我在这方面花了相当多的力气,尽力梳理出一个头绪,介绍给国人看。 03 历史是大群知识丛之中 最贴近人心的部分 我在这本书中对古史的“打通”,是一直尝试寻找遗址群所蕴含的意义。 一个遗址群的形成,必然有其承前启后的脉络。比如西北角我所喜欢的河套地区,那里多次继承了草原上的成分——渭水、泾水流域累积出来的农耕经验,与草原牧人的经验在此互相推移:你进我退,我进你退,轮流上台,轮流下台。 中国历史上的游牧族群南下,有西面阿尔泰山进来的种族,有东面呼伦贝尔草原进来的种族——东西方向进入中国的游牧民族,其比例大概是3:2。所以,每一个地方的退让、进取,都如同跳“狐步舞”——说是跳“二人转”也可以,不同的步伐,不同的转动,造成了那个地方非常有趣而非常难懂的事情。 比如历史上黄帝、炎帝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地域被反复叙述,细节则略有不同。 黄帝又称轩辕氏,是架着高车的牧人。同一批角色,换了个布景演了另外一出戏,时间差了至少三千年。演员不一样,情形不一样,舞台不一样,我们不能强认其为同。 学历史的人,是看了无尽无了的喜剧和悲剧,看得出人类不同时候莫名其妙地欢乐,又莫名其妙地悲戚。 我同情他们,有时候被卷着走,但我绝不会有“这个是我的祖先,那个是我的祖宗”的想法。 中国的学术界里有一部分人,总是意图建立一个“完美的中华文化传承”:认为天地之间,中国这条路走得最正最当;所有的传说、故事,都是在“中国”这棵树的某个位置上挂着。 这个努力,我佩服他们的苦心,我不想这么做。 我自己在变,下一代历史学家也会变,再下一代更会变。为什么总要将古代留给我们的框框架架,套在别人头上去呢? 我要传递的信息是:天地之间的变动,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造成的;有太多不能懂的地方,但你可以弄懂的地方在于——万变不离其宗,变化引动变化,角色转变角色。 同时,你还要了解:角色是人扮演的,变化是两个角色间的推动、拒绝、拉拢、舞蹈、战斗。 你要叙述的是故事,但是要告诉人家,这个叙述满台都是可歌可泣,或者好玩的事情——而我只看了这一部分,邀请你一起观看;我邀请你观看的,是我所拍摄或编辑出来的一块,与你共享。 为何要与你共享呢?是为了让你知道:世事如此复杂,从任何角度看去,都有无限的困扰,但也有无限的豁然开通的理解。 尤其要谨慎的是,你对于历史诸种诸样变化的认识,它能培养你的性格,引导你的人生走向。面对历史,不要偏狭,不要固执,不要片面,不要愤怒,也不要自以为是。 随时要记得:另一位历史学家叙述的故事,与许倬云叙述的不一样。假如你懂得看的话,两台戏一起,会看出第三台来。如果你不懂得看,两本书都搁在书架上算了,过快乐日子去,我不勉强你。 养成了这种观察世事、观察往事的习惯,时时刻刻在局外,时时刻刻又在局中的视角,对你的人生寻找意义、寻找自己,都是有帮助的。 历史不仅是外在知识的整合,历史是大群知识丛之中,最贴近人心的部分。 历史可以是文化的历史,可以是团体的历史,可以是一个社区的历史,可以是一个家庭的历史,可以是你内心的转变。 你懂得这些,慢慢就可以悟到许多地方:你会知道怎么样多欣赏人家一点,怎么样少责备人家一点;你的心里疙瘩就少一点,一些应该宽恕的地方就能松一点。 等到你能有一天像苏东坡那样,跟一个老和尚讲,自己快走了——“庐山烟雨浙江潮”,过去、现在都是一样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过去与当前的景象都一样,而是庐山烟雨也罢,浙江潮也罢,都在教育你,带着你走过难关,领导你度过你人生的无意义——或“太多的意义”,或“错误的意义”。 这种心态,能让你保持一分宁静,不要混乱;保持一分宽容,不要责备;保持一分喜乐——在这世界上,我居然可以站在凌空的位置回头看,站在身外的位置往里看。 多少次看完以后,是觉得好看,但也可以悲悯;是觉得悲悯,但也有欢乐——人生之路,原来如此漫长而丰富。 金庸先生一辈子写了十来部书,他在小说家里边就像狄更斯一样,可以把中国历史上的变化,转变成故事告诉你。 读他的故事,既能被吸引进去,又能超脱出来。他最初的几本小说,有比较清晰的华夷之辨、正邪之分;写到后面,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 到了最后的《鹿鼎记》,里面不再有华夏、胡夷;不再有绝对的错,绝对的对;不再有爱是真的,爱是纯的,爱是好的;不再有许多的冤屈——许多的错误,许多的背叛,你可以原谅。 像杨康那种人,到最后你会原谅他;像乔峰那种人,你怜悯他,却不知道如何帮他忙。郭襄是不是金庸小说中,唯一能够站在清白的天地,读者无法误解的角色? 对金庸先生,我感激他,写小说写到这一地步真是不容易。你们不要以为我是特别鼓吹金庸,我觉得我们今天看见的世界,比他所看见的局面还要复杂。 他很坦白地告诉我们:“我已经不知道了。”这个境界,“我不知道了”,是很了不起的境界。我们不要责备他——他的坦白不会让他更舒服,他会更难过。 就像我现在用历史来说这些,并不会觉得更舒畅,我可能更悲痛。 但我会说:我尽了力,去弄清楚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及所面对的这个剧烈变化的世界。 我尽我的力,让人家知道历史是这么一个项目,对寻找自己有何种用处。 责任编辑 | 少川 转载/合作 | 微信:shaochuan17 点击“在看”👇 从世界·看中国 阅读 1193 许倬云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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