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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劝君莫谈陈寅恪

来源:静嘉读书 作者:易中天

陈寅恪先生 已故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辞世多年后忽然成了文化新闻的热点人物,似乎是一件没什么道理的事情。 史学不是显学,陈先生也不是文化明星、大众情人。 陈寅恪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文化人。他不是金庸,不曾写过从政治家、科学家到“引车卖浆者流”都人见人爱的新派武侠小说,也没那么多门徒和拥趸。他的著作,选题既很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趣又看得懂的更是凤毛麟角,哪里会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他也不是余秋雨,不曾炮制过“香喷喷甜津津有点嚼头,完了还能吹个泡泡”的“文化口香糖”,亦不曾发表过声讨盗版集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他的著作才不会被盗版呢! 没有哪个小女生或小男生会去买《元白诗笺证》或《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柳如是是谁?是王菲吗?还是范冰冰?陈寅恪又是谁?是汪国真、赵忠祥吗? 陈寅恪还不同于吴晗、梁漱溟。他不曾被指控为“文艺黑帮”的头子,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也不曾在1949建政之初公然向伟大领袖叫板,以后又在“批林批孔”时公然对抗,宣称“只批林,不批孔”。 他甚至不同于钱钟书。钱先生和陈先生一样,也是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也没多少人看得懂。但钱先生毕竟写过《围城》呀!还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还拍得挺成功。这就举国皆知,人人趋之若鹜了。那么,陈先生可曾与大众传媒缔结过良缘吗?没有。 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然而“最不应该成为”的最终还是“成为”了。而且,还弄到了人人都拿他来附庸风雅,谁不说陈寅恪谁就狼心狗肺缺心眼儿的程度。  陈寅恪是了不起的,可惜我们学不来 图片(图略) 1950年代初期,陈寅恪在住所(现为陈寅恪故居),兴致勃勃地给选修“元白诗证史”的学生们讲课。此时他虽已失明,但其仍然目光如炬。 首先是“顶不住”。 无论是谁,当真要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必须有本事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知道,压力并不仅仅来自官方,来自当局,也来自民间,来自群众。比方说在“文革”前,官方对陈寅恪还是相当关心、爱护、客气、尊重,乃至于“护短”的。反倒是群众对陈寅恪很不买帐,极为不满,正所谓“群情虽未汹涌,但相差也不太远”。 实际上历史系一再坚持批判陈寅恪,一再坚持将陈寅恪划为“中右”,在一定意义上即代表着“民意”。这也是该系领导人在受到上级批评时颇感委屈,一有风吹草动又故技重演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大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上面的弹压归弹压,下面的动作归动作,批判会还是照开不误。既然不能把陈寅恪揪到会场上来,那就在会场当中放一把椅子,以为代表,缺席审判,直弄到“千夫所指”的地步。 图片(图略) 陈寅恪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女儿    陈寅恪能“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能吗?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拥有陈寅恪那样的人格力量,而是说人格力量究竟有多大,还值得怀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作者问得好:“文化的品格到底有多大力量,能使一个人‘顽固’地坚守着逆潮流的、已等同‘过街老鼠’的精神世界?”说到底还是“有恃无恐”。陈寅恪的地位太高来头也太大了。他可以因为没有及时收到戏票而向副省长大发雷霆,质问“你这个副省长到底管事不管事”,咱也能?不能,就只好撤退。你可是不要小看“群众”呢!“群众”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人一口唾味,就能把你淹死。 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求凡事都“大家一样,人人有份”。那么,凭什么我们大家都学习马列学习政治,你陈寅恪就可以不学习,还要吃香的喝辣的?同理,凭什么我们大家都随波逐流,惟独你陈寅恪就可以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想不通。想不通就要革你的命。一时半会革不了,就等待时机。时机总是会有的。 比方说,文化大革命。那时,就连一直照顾陈寅恪的正国级常委陶铸都被揪了出来,看谁还能保得了你!显然,我等一般学人如果也想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除非全社会都认同独立自由,不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但现在却很难。 其次是“守不住”。 怎么个守不住呢?因为要“学以致用”。中国的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历来就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总觉得自己的满腹经纶得有地方派个用场,否则实在是可惜了。所谓“有用”,倒不一定是要拿去换饭吃,换钱花,更主要的还是要有利于国家民族国计民生。因此这种想法不但不可耻,反倒很崇高。   这种崇高感很容易地就会解除了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心理防线。 比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就是。 周一良也是陈寅恪的学生,却同时又是“文革”中臭名昭著之“梁效”(即所谓“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在别人看来是耻辱,周先生现在看也是耻辱,但当时的感觉却是庆幸。庆幸什么?庆幸自己所学的知识总算派上了用场。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周先生为自己“附逆”行为所作辩解的“托词”,而应看作他的真实想法。周先生是读过旧书的人,从小满脑子灌输的就是“修齐治平”那一套。 按照这一套说教,一个人之所以要读书,是为了修身;而之所以要修身,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学以致用,服务于政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实现的不但是一个读书人的人生价值,也是知识学问的自身价值。相反,有一肚子学问却没人看重赏识,没有用武之地,则是最让人难熬的。这时,如果来了个买家,而且是大买家你还不赶紧卖出去?甚至还有自己上杆子送上门的。 比如冯友兰就是。 冯友兰也是参加了“梁效”的,因此也和周一良一样,颇为情义所不容。说起来冯先生也是海内大儒,怎么会如此糊涂?其实,与其说是“糊涂”,不如说是“自觉”。对此,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有很好的分析。我同意他的观点:冯先生是颇有些“圣人情结”的。他的理想,是要成为“当代中国的孔夫子”,成为当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首席顾问。你既然打算通过权力中枢来施展“为王者师”的抱负,就先得让权力瞅着你顺眼;而讨好权力之捷径,则莫过于“顺着说”。 这当然无妨看作一种策略,却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无论如何,“顺着说”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不能兼容的,而顺了第一回,就会有第二回、第三回。结果,一路顺将下来,冯先生几乎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最后,“国师”没当成,反倒当了“梁效”。   冯友兰守不住,周一良守不住,我们就守得住? 第三是“耐不住”。 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其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那好,你既然已经“自外于群众”,也就不能指望别人在乎你、看重你,把你当回事,也不能指望别人理解你、赏识你,听你那一套。 总之,选择了独立自由,就只能走一条孤寂的道路,你能耐得住这份寂寞么?就算耐得住吧,也还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咱们比他就更不如。吃的、穿的、住的,都是“人家”的,而且并不富余。一旦“人家”不给了,咱们会衣食无着,咱就得扫地出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 的确,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大家都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鲁迅先生能够“吃了人家的也不嘴软”,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他不必餐餐都吃人家的。这才能坚持思想言论的独立自由。问题是,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还是陈寅恪自己说得好:“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 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理计。 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

这件手札是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以后,陈寅恪写给王国维的挽联。↑↑ 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 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 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腻。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体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图片(图略) 位于广州中山大学内的陈寅恪故居↑↑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好处。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公道”。在这一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制),不问“亲疏”(血缘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   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你得自觉地纳入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行。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而且,光有硕士学位还不行,还得有博士学位。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当了教授也还不行,现在教授也分等级呢!比如“博导”(博士生导师),据说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不然那些“博导”们为什么会把这头衔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标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样?不过现在“博导”也如过江之鲫了。东西多了就不值钱。所以你还得去争取别的头衔,比如能够决定别人能否升职、得奖、当博导的评审委员。 总之,你得去当学术界的“大佬”。到那时,你就牛逼哄哄了。你写的书再破也能出版,你写的论文再臭也能发表,你随便申请一个什么鸟课题都会批准,有着花不完的钱。你将坐着飞机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讲学作报告或者参加评审会,放的每一个屁都很香,看着谁不顺眼就能把他给灭了,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后那样:“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 这确实很有诱惑力。当然,为此你得先做一点点事情。比方说,你得想方设法每年都发表点论文。其中所谓“权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数的。你得想方设法去获奖。其中“省部级”多少,“国家级”多少,也是有定数的。你还得去申请课题。这些课题是哪一级的,有多少钱,在评定你是否能够当教授、当博导,是否能够获得重要岗位津贴时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你还要填许多表:评职称要填表,报课题要填表,申请博士点、重点学科,申请博士生导师、重要岗位津贴也都填表。这些表几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辈子。   请注意,以上所说,只不过是按照制度规定必须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诸如此类的“诗外功夫”和“画外功夫”:经常到领导和前辈那里去“走动走动”,请学术权威和社会名流题写书名或作序,以及邀齐了哥们姐们来吹吹拍拍等等。还请注意,上述过程有可能是很漫长的,没完没了的。因为即使你当上了什么,还会有更高一级的什么等着你去当。何况在你争取当什么的时候还欠下了一大笔人情债要还。于是,当你把这一切都打点停当,踌躇满志准备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时,恐怕就会发现你其实已经不是自己了。   那时候,还说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呢?   图片(图略)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纪念碑↑↑ 其实,有些事,也不过就是“一念之差”。 就说前面那些东西吧,当真想通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学术地位吗?不就是话语权力吗?不就是科研经费吗?不就是岗位津贴吗?不就是当教授当博导,吃香的喝辣的,坐飞机住宾馆,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放个屁都有人鼓掌吗?我们能不能不要?不要,你可就管不了我啦!平时我们总说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说,豁出去,就能“了”。    问题是你豁不豁得出去?陈寅恪不能说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说,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时:“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柜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但他对自己身后这些著作的命运还是在乎的:“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他还不是“满不在乎”。 陈寅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做到并不在乎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意义。意义,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弯,迈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别人承认,但我总不能不要“意义”吧?连“意义”都没有,我做它干什么?然而陈寅恪却似乎把“意义”看得很淡,一再宣称自己不过“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这话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看作是自嘲、反话、愤激之辞,或表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我们当然已无法确知陈寅恪说这话的真实想法,但我宁愿把它看作一种彻底,一种为了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悟到的彻底,尽管彻底得很无奈。   彻底是很重要的。彻底才无碍,才无羁,也才无所畏惧。因为所谓“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看重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说,它并不在乎你想的是什么,有没有意义,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独立自由的。是则是,否则否。你想的东西再没有意义,只要是独立自由地想出来的,就是“自由思想”。反之,即便再有意义,也不是。

图片(图略) 1953年中央成立标榜新史学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分别任命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为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回信婉拒了郭沫若的邀请。陈寅恪这封给郭沫若的信很客气,但他在另一封给好友的信中表达的是另一种心境:“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短短九字,意可深究。↑↑    更何况,如果我们今天以“没有意义”为由不准别人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那么,明天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不准我们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你可以这样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样限制你的思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地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实也就等于不能思想。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自由思想或发展学术)讲,我们都得肯定“无意义”的意义。而且,为了彻底,为了确保思想的自由,我们还得否定意义的追求。    否定意义的追求,有这个必要吗?既肯定“有意义”,也宽容“无意义”,难道就不好就不行吗?果真如此,当然很好。可惜,如果我们的口号如此,就不会有人去做“无意义”的事了。有意义的事不做,却去做无意义的,谁会这么傻?那么,大家都去做有意义的事,又会怎么样呢?就会放弃“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因为一件事有没有意义,不是你自己个人说了算的。要么是社会大众说了算,要么是权威人士说了算。只有当他们认可了你的意义,你的所作所为才是有意义的。显然,这就必须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哪有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毛”,总是想附在某张“皮”上,就因为他们总想有意义。 在中国,纯粹的知识、学问,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被承认为有意义。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济世热衷于做官?就因为只有这样,“无意义”才能转换为“有意义”。所以,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政治情结”,不如说他们有一种“意义情结”。    于是,为了使“无意义”转换为“有意义”,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附在某张“皮”上。因为单独的“毛”没有意义。单独的“毛”,无根无底飘浮不定,风一吹来就满天乱飞,不要说别人看着没劲,连自己心里都不踏实。      然而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仅因为他有知识,更因为他是“分子”,既是极少数,又有独立性。如果附在某张“皮”上,那还是“分子”吗?王瑶先生说得好:“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显然,要想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坚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张“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时,就得先问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连“意义”都不要?意义其实是最难豁出去的,但“若为自由故,意义亦可抛”。因为你如果连意义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没有什么豁不出去的了?   要谈陈寅恪,就必须先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我们想清楚了吗? 选自易中天《书生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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