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曾国峰
公元前395年，公孙鞅出生。其祖姬姓，是卫国国君的后裔故称卫鞅，按照“诸侯之子曰公子，诸侯之孙曰公孙”的周朝礼制，他又名公孙鞅。但到他父亲这一代，家道中落，沦为平民。公孙鞅只好流落他乡，到处游宦。直到后来秦孝公封商於之地为他的采邑故号商君，后人称他为商鞅。
良禽择木而栖
商鞅的血管里毕竟流淌着贵族的血，作为没落贵族的子弟到底还是读了不少的书。当时的贵族也分许多等级，不但衣服、帽子的质地、颜色要依各人的等级而定，就连吃的饭菜、住的房子、坐的椅子以及死后的棺木等等，都依各人的等级而不同，这都是礼。应当说一个社会有等级、有秩序是必要的，但过于泾渭分明，对统治者、既得利益者来说是好事，对被统治者、被压迫者来说就不那么美妙。战国时期，平民的力量开始崛起。试图打破这层坚冰的力量越来越大，商鞅终于等到了翻身的机会。
同为没落贵族的后裔，孔子试图恢复周礼。做什么都要遵从礼制，凳子没有摆正不坐，肉没切方正不吃。商鞅对孔子的说教很讨厌，在他心中所谓的“礼”不过是贵族压迫下等人的工具而已。但商鞅对李悝的《法经》则推崇备至，李悝去世这年商鞅刚好出生，这两位战国时代最重要的改革家正好擦肩而过。
在战国舞台上魏文侯是第一个实现大国崛起的诸侯，这里面李悝功不可没，就是他首倡变法，推行一系列重农政策，打破贵族的爵禄世袭制，并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成为公认的法家学派创始人。商鞅捧着《法经》离开卫国来到魏国，投奔到相国公叔痤门下做门客。
他思维活跃，知识广博，谈论问题总能在三言两语间，就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深得公叔痤的赏识。商鞅34岁这年公叔痤病重，为了不埋没人才，他向魏惠王举荐商鞅说：“当今魏国只有商鞅能接替自己相国的位子，辅佐魏王争霸天下。如果不用就该立刻杀掉他，既能以绝后患，又不会便宜别国。”公叔痤满以为这样一定会引起魏惠王对商鞅的重视，然而魏惠王并没有感受到公叔痤的良苦用心，只是敷衍了重病中的相国几句就没有了下文。
相国病逝，自己的靠山倒了。这不得不让商鞅重新思考自己的出路。这一时期的秦国在中原诸侯眼中很落后，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即位。他对秦国现状极为不满，决心彻底改革，下令招贤。商鞅就是这时从魏国来到秦国，当然也将李悝在魏国所进行的改革经验带到了秦国。在秦孝公面前寂寂无名的商鞅，用舌绽莲花的口才经过多次试探，终于号准了秦孝公的脉搏打动了君心。
商鞅先是兜售儒家的王道思想，多行仁义、爱护百姓之类的学说。但秦孝公不爱听，这对秦国的发展并无益处，甚至觉得商鞅有些迂腐。可是商鞅别妻离子孤身来到秦国就是想获得成功，那就不能认死理，必须见风使舵把王道扔在一边，开始兜售霸道。
他底气十足的说：“如果祖宗之法管用的话，那祖宗们早就称王称霸，无敌于天下了，还会让后人忍饥挨饿，受别国的欺负吗？如果不是，那就说明祖宗之法本就不可取或者不合时宜了，必须大胆地全面抛弃，通过变法，找到一条真正能富国强兵的崭新的治国之路。从而才会有所成就，实现自己的称霸理想。” 秦孝公听后就像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人，突然发现了前方的光明而激动不已。
年轻的秦孝公是一位既有着远大眼光，又能脚踏实地的杰出政治家、君王、统帅。虽然称霸诸侯、统一中国的谋划，不一定就是在商鞅和他的这次谈话中就确定下来，但他们深谙此中的利害，是确定无疑的。于是战国时期最晚也最彻底的商鞅变法，在三秦大地上轰轰烈烈的拉开了帷幕。
中央集权制的推动者
秦国之所以能统一六国，离不开体系化的商鞅变法。历史上主张变法改革的人比比皆是，在商鞅之前的有管仲、李悝、吴起；商鞅之后有桑弘羊、杨炎、王安石、张居正。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已有的制度上修修补补。而商鞅却是为秦国变法设计了一整套制度体系。
商鞅变法前后历时二十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但重中之重、影响巨大且深远的改革，还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他彻底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起符合中央集权制需要的官僚制度。同时还推出了“军功爵制”，即使是贵族亦不能例外。再则是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等等。
在具体变法中，先做了户籍制的改革。把全国人口的姓名、身份、籍贯、性别、婚姻状况、身体状况、家庭财产等等，都造册登记在户籍簿上，这就成了以后秦国收税的账本。同时为了让管理更有效，把百姓周围的邻居都组织起来，十户为一“什”，五户为一“伍”。互相担保，互相监视，一人违法，家家受罚的“什伍连坐制”固定了征税征兵的基本统计单位。
一百多年后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抢金帛财物之府分之，只有萧何独自先入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后来项羽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萧何）具得秦图书也。不抢金银而藏图书，可见商鞅制定的这一套账簿有多重要。
只要是变法就会侵犯贵族集团的原有既得利益。战国时代，君主最大的敌人不是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也不是本国的平民百姓，而是自己身边的贵族大夫。战国七雄哪一家都不太平，都有跃跃欲试的贵族想挑战国君，重演三家分晋的故事。所以，商鞅辅佐秦孝公最大的功绩，就是合力消灭中层的贵族。
贵族统治集团大权在握，想消灭他们并不容易。这其中的难度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但必须动，因为贵族统治集团的组织形式和效能落后，这直接影响到帝国发展速度。为了破局，商鞅创造性的推出了军功爵位制。从而改变了宗室和贵族子弟的继承路径，除了长子可以继承爵位，其他子弟如果在战场上没有军功，就没有爵位。
秦国要想强大，那只有依法治国一条路，把法度当作政治生活的唯一标准，谁都不能以私害法。概莫能外，如果太子犯法，我就割掉太子老师的鼻子，其他人自然也就老实了。由于变法侵犯了贵族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抗拒。公元前338年秦孝公逝世，让商鞅失去了变法的最大支持者。继位的秦惠王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对商鞅施行了疯狂的报复。以最残忍的酷刑，将他车裂。
但他所推行的变法却没有废除，并且得以保持了下来。让秦国的治理比其他各国都要好的多。商鞅既死，秦国国内一片平静。百姓看看热闹就各回各家，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后世史家把这种社会现象称之为“秦人不怜”。
这真是秦人没有怜悯之心吗？未必。其实秦人只是习惯了“法制社会”的思维方式而已。在商鞅多年的灌输下，他们的思想里早已认为，出了好事是体制的功劳，出了坏事是个人的问题。商鞅自己说过“有功于前，有过于后，不能以功抵刑”。违反规则就要受罚，哪怕你功劳再大都不能豁免。所以，商君“谋反”，理当处死，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至于商鞅是真谋反还是“被谋反”，就与百姓不相干了。所以，秦国百姓能做的就是遵从法律的规定，无论这法律究竟是为了制约谁？
百代都行秦政法
秦孝公之后的六任秦王都延续着法家思想，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亦是如此。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秦国的严刑峻法，直接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让帝国覆灭。连带着让法家也受后人批评，以至于后来再也没有王朝敢宣称自己靠法家立国。但是，法家思想并没有因为秦国的灭亡而消亡，它一直存在于中国政治思想之中。
在西周的时候，贵族拥有特权，不受法令的限制，只需要遵守周礼就好。而老百姓不在周礼的约束范围之内，只能靠刑罚来管教。贵族和平民，上下两个等级，各有各的规矩，不能僭越。但是法家破了这个法则，不管是庶民还是贵族，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令！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把秦国用来对付庶民的刑法，扩大到贵族身上，从而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等级界限。手段不外乎两个。一是拉拢百姓，只要能勤恳耕田、拼命打仗，就给予奖励。二是灵活的运用法、术、势权谋。
先说“法”，君主就是要借助法令奖勤罚懒、赏罚分明。这样臣下才能明确自己行为的边界，不敢逾越。再说“术”，就是帝王的制衡之术。总之除了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信任。要将所有的人都看作自己潜在的敌人，君王需要把握好三条原则：深藏不露、独自决断、独揽大权。最后是“势”，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法家不在乎民心向背，只认定君主的权威。因为再坏的君主也是君主，再好的臣民也只是臣民。
这套理论，深得中国历代皇帝青睐。从秦始皇一直到清代帝王，无不受其影响。像汉武帝、永乐帝、雍正、乾隆这些千古大帝，都深谙其中的妙处。对外要开疆拓土，对内要摆平各种反对的力量，把有限的社会资源集中到自己手中。政权合法性要依靠儒家，但说到具体的治理术，法家用起来才最顺手。所以说，秦朝以后，虽然法家总被儒生们披上道德不正确的外衣，但是中国的皇权政治始终没有放弃法家。在皇权手里，儒家和法家必须搭配使用，才是共同塑造中国历代皇权政治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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