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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名著的发展与演变

作者:曾国峰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记载最悠久的国家,抛开三皇五帝这样神话传说不论,仅从《竹书纪年》记载的夏朝开始,就有3800多年的历史记录可查。从历史记载的连贯性看,自周朝的国人暴动,政权由大臣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掌,史称“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从《左氏春秋》起笔记载的鲁隐公元年,中国历史开始有了明确的日月可查。


钱穆先生说国家以往发生过的活动就是历史,但经过记载流转下来只能算是历史的材料,并不能成为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历史智慧。当历史材料积累的越来越多,也就越考验读者的智慧。


中国所积存的历史材料浩如烟海,每朝每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记载,后代又会对前朝的正史进行编修,可以想象得到史料的记载方式,是会不断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产生变化的。就目前已有的文献材料看,大体可以把几部有开创之功的史书给提取出来。


《尚书》史书的鼻祖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今天的意思是说读书不可盲从。但最早是出自孟子之口,孟子谈到的“书”就是《尚书》。当时还只是叫《书》,到了汉朝才改称《尚书》,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上古的书”,复杂一点来说就是“上古圣王重要讲话汇编”。


《尚书》是出了名的难读,不要说今天的我们,就算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当时的学者们也有着极大的争议。因为它确实不容易读,秦始皇焚书《尚书》是重点整治对象。到了汉文帝的时期,民间发现了一部被藏匿起来的隶书版《尚书》一共二十八篇。到汉武帝时,民间又发现了《尚书》当中的《太誓》篇,如此一来《尚书》合计二十九篇。


不久之后,还是在汉武帝时代又出现了一部《尚书》,但这一版的《尚书》文字古奥,是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的版本,也就更难读懂。后世为了区别二者,将先秦古字版叫做《古文尚书》,将汉代隶书版叫做《今文尚书》。转眼到了唐朝,唐玄宗让卫包用楷书再作一次改写。然后刻石立碑,流传久远,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十三经注疏”版的《尚书》正文部分。


可见《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史书,因为此时的中国历史还远不到需要编年史的程度。


《春秋》首创编年体


《春秋》是最早的编年体年史。采用以“年、时(季节)、月、日 、记事”为体裁。年:鲁公在位纪年;时:春、夏、秋、冬;月:正月、二月、三月…。日:甲子、乙丑、丙寅…。记事:短句构成:王…,这样的体裁模式。


按照传统的说法,孔子根据鲁国的历史文献修订、整理而成的。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可以说《春秋》是一部鲁国简史加国际关系简史。“简”的程度基本上每年只记几件大事,每件事只用一句话。例如开篇第一年记事的原文:“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凡此种种,如果换做白话,全书可以说基本都是以下这种模样:某年某月,某国国君来我国访问;某年某月,我国国君到某国访问;某年某月,某国攻打某国,赢了;某年某月,某国攻打某国,输了;然后,一年就结束了。


无论是例行公事的寻常安排,还是轰轰烈烈的宏大事件,都是这样被一笔带过,既不交代前因后果,也不去评论是非曲直。一部《春秋》就这样以寡淡的编年记事,前后记录了242年,这段历史也因为这部《春秋》而被命名为“春秋时代”。


《左传》加强版编年体


惜墨如金的《春秋》记载太过简略,为了正确理解孔子的意思,必须求助另一本书《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作者是一位名叫左丘明的专业史官。


《春秋》是一部编年史,但古人将它尊奉为“经”,当作意识形态的最高纲领;《左传》虽然也是一部记事详细周密的编年体史书,史料价值远远高于《春秋》,甚至可以说没有《左传》就读不懂《春秋》,但它在儒家系统里地位很低,属于“传”的一种,只是帮助人们理解《春秋》的一部辅导教材。


《春秋》讲一件事,无论多大的事都是一语带过,而《左传》讲同一件事往往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会交代事件的背景,甚至夹叙夹议,引入第三方的评论,这就是《左传》对编年体的一大贡献。


不过《左传》关于征伐侵袭的记载实在太多,大约有数百起。故东晋史学家裴松之讥讽《左传》为 “相斫书”。意思就是《左传》只不过是一部记载打打杀杀的书,不值得精心研究。


《史记》纪传体新史书


《史记》位列二十四史之首,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司马迁思想中有黄老成分,所以他写《史记》的心态与其他史书完全不同。比如班固写《汉书》政治目的很明确,就是为本朝服务。而司马迁好像根本就没有政治目的,起码是没想为谁服务。比如看他写秦始皇、项羽和刘邦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有不少人觉得:司马迁家里世代当汉朝的太史令,这么写本朝历史,属于玩忽职守。其实这是个误解:《史记》并不是官方任务,而仅仅只是其私人写作。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做的这个官叫太史令,但那时候的职责属于以观测星相为主业的“天官”,司马迁就修订过汉武帝时代的太初历。史官在当时也不太受重视,级别和俸禄都比较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说过,自己只不过是被汉武帝当成戏子来耍弄而已。


基于这的样的历史背景,创作中的司马迁就格外能够按自己的本心来下笔。不用讨好谁,也不用看谁的脸色。能真正体现人物个性,又因为摆脱了古代封建、宗法社会的限制,是一部当时大一统社会所不容的“谤书”而崭露头角。


《汉书》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班固著《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皇4年,共229年历史。作为断代史的鼻祖,此后只要是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都会是其政权稳固之后的新需要。自此逐渐形成中国历朝所谓的“正史”。


自秦汉以来,本朝人写历史往往需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不敢直评本朝政治,忌讳甚多。而断代史则没有这样的顾忌因前朝已亡,评述前朝政事,危险系数低,比较容易发挥。所以《汉书》一出,此后正史均以断代史为先例。


另外,《汉书》还继承纪传体的优点,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个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正是这样的诸多优点,才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进而又复生出“通史”的新要求,于是杜佑著的《通典》也呼之欲出。


《通典》首创政书体


《通典》“十通”之一。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为唐代宰相杜佑所著。《通典》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极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的历史任务。而《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政书体成为传统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杜佑的《通典》,开创了“政书”创作的先河,成为以制度为骨干的新史,这若不是政治体制发展到达相当高的程度,是不可能出现的。


《通鉴》“以事为纲”新体例


《通典》之后有《通鉴》,是编年体的新通史。再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以事件为中心的新史而出现。例如《通鉴纪事本末》就是南宋袁枢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编撰的一部史书。此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它开创了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先例。


袁枢本无著书之意,但在读《资治通鉴》时,感到每件史料都是分散开来的,首尾难以核对,为方便研读,便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止,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直到南宋孝宗干道九年成书。


《通鉴纪事本末》史学地位崇高。袁枢编此书,旨在使君主容易阅读,发扬司马光《通鉴》“有资于治道”的精神,同时代的吕祖谦亦称他:“掇其体之大者,区别终始,使司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难而遗学者易。”因此,宋孝宗阅读后,又赐给太子及统帅,更赞曰:“治道尽在是矣!”


“纪事本末体”的创立,对于重大事件有明确的标题,又依时间先后叙述,内容扼要,避免了纪传体的重复及编年体的支离破碎,省去读者检索的时间,对史料的整辑排比有极大的功劳。因此,“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编年体”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成为后世史家不可偏废的体例。


《通志》最早的百科全书


《通志》是郑樵毕生著作的结晶。其中,纪传部分主要抄自前代正史,实际上是继承了《史记》的传统体裁,是郑樵对史实的考订改编。但“二十略”部分是郑樵首创的,《二十略》这种体裁,有他的独到见解。像《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是以前旧史中没有的,完全是郑樵的独创。至于《礼》、《乐》、《职官》、《选举》、《食货》等略与唐代杜佑通典》相同。


郑樵说:“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书中涉及诸多知识领域,堪称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二十略”后来独立成册,称《通志二十略》。

其他如方志、如家谱、如学案,形形色色,都应时代的发展需要而产生出来的新体裁更不胜枚举。但是起自《尚书》直至《通志》,这些体裁都有利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记录。不同体裁的史书,因其内容的差别,足可明白的感受到中国历史是在不断改变,发展中延续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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