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中国”，是三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理想政治图景，这个理念提出以来，经历了相当曲折漫长的实践。
通过前面的梳理，我们认为，以陇山为轴心的东西互动，先后在春秋战国和汉两个时期，形成了两次超量级的国家演变，促成了“天下中国”的首次实现和“历史中国”的极致生长。
一次是秦人以陇西高原为基地，翻越陇山东进关中进而吞并中原，首次建立大一统的中国，这是小中国、小时空的小循环；一次是西汉王朝以关中和华北为基地，翻越陇山占领河西、控制西域的西扩行动，这次是大中国、大时空的大循环。
显然，是东西互动的小时空向东西互动的大时空的转化，促成了“历史中国”的生成壮大。这两次东西互动，真正扩展了中国的版图，促成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震荡，每一次东西互动，都带动了南北的顺势扩展。两次东西互动，实现了“天下中国”理想图景。
史家认为，秦汉和隋唐是真正的“天下中国”。这种认知，应当首先归因于地理版图，其次是政治制度、军事实力、文化传播、精神构建方面的提升和进步。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秦汉和隋唐两个具有“天下中国”意义的时代，实质上都是中原王朝围绕陇山为轴心完成对西域的经略以后，才真正实现的。可以说，秦汉是探路者，隋唐是复盘人。
嬴政对刘彻的启示，杨广给李世民奠定的基础，是构成这两个伟大时代的核心动因。作为政治人物，他们有着极其相似的努力和追求。他们都曾对陇山之西的广大区域充满想象，才有了中原帝国向西部的拓展，才有了“天下中国”格局的真正实现。
梳理“历史中国”的内在逻辑：强盛王朝必然要经略西域；一旦中原王朝势衰，往往自保都难，更别说控制西域。在中国史的叙述中，后一种局面的出现，要么是中原王朝不能自保，比如两宋，只是东亚政权中的一支；要么是东亚完全陷入混乱的割据和列国纷立，比如“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
所谓“天下中国”的时代，不仅国土面积大，关键在于政治大一统，经济、文化繁荣，社会发展强盛。
秦陇两地的东西互动到底有着怎样的地理结构和人文优势，支撑了秦国的创世伟业—“天下中国”的初次实现？秦陇两地的东西互动结构有着怎样的特殊区位优势，联结了“历史中国”的不断生成呢？
回答以上两个问题，除了惯常认为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历史发展机缘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地理和气候环境。
北京大学教授唐晓峰论述中国国家起源时曾说，依照苏秉琦归纳的六大文化区系，只有晋南豫西地区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其他区域都未能跨越门栏而形成真正意义的国家。
所以“只有晋南豫西地区存在着国家产生的‘地理机会’”。
“地理机会”孕育了国家起源。同样，“地理机会”支撑了“天下中国”的初次实现和“历史中国”的不断生成。
唐晓峰强调的提供了中国国家起源“地理机会”的晋南豫西地区，不是一个孤立的区域。推动“天下中国”形成的关中平原和陇西高原地域，与具备国家起源“地理机会”的晋南豫西地区相毗邻，且处在同一纬度之上。另外，它们更是同流域—黄河中上游地带，同地貌—黄土高原地带。
相同的纬度，相同的地域，决定了这一区域孕育文明的基础。长期从事西北政治地理问题研究的西北师大教授王勇认为：“‘秦陇结构’，奠定了中国最初的、最基本的政治地理结构，从而为‘历史中国’的长周期韧性政治得以可能提供了历史地理机会。”
那么，关陇大地到底为“天下中国”的实现和“历史中国”的生成提供了怎样的“地理机会”呢？
首先，黄金纬度线奠定了文明发展的基础。
考察中国地理气候，我们会发现，800毫米等降水量线（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界线）沿着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向东经过秦岭淮河；200毫米等降水线（半干旱区与干旱区分界线）大致通过阴山、贺兰山、祁连山、巴颜喀拉山到冈底斯山一线。这两条降水线中间的绝大部分中国国土，正好处在北纬40度线与北纬35度线之间。
中国文明的发生，主要集中在北纬35度与北纬38度之间，北纬38度线基本是农牧争夺线，而41度线则是农牧分界线。北纬35度与北纬38度线之间，不仅诞生了中国国家起源—夏朝，还跟进了商、周两个王朝的迭代。这个区域内的黄土高原，刚好在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之间，也就是（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界线）与（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界线）之间。
“天下中国”首次实现的标志，是秦国横扫六合，一统中国的霸业。这个标志的内在核心，就是秦国由陇西黄土高原翻越陇山进入关中平原的发展壮大历程。而关陇地区正好也在800毫米等降水量线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之间。因为这里是孕育万物、生机盎然的地方，遂有“黄土高原是地球馈赠人们的厚礼”之说。
同一维度，为秦人不断东进创造了便利，既包括他们由陇西高原向关中平原的东进，也包括他们由关陇基地向华北平原的东进。总而言之，同纬度奠定了东西互动的基础。这个基础，演化着不同的东西互动结果。秦人的壮大，“天下中国”的实现，本身就是周朝基于夏商文明，不断创新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文明升级的结果，也属于同纬度下的东西互动范畴。
从首次实现“天下中国”，再到汉朝经略西域拓展中国疆域，奠基“历史中国”生成的基础，这个过程是政治长程式运动的演进阶段，依然是以东西互动为面向的轨迹。
其次，第二阶梯位次孕育了适应能力更强的族群，利于向低阶位的东方俯冲和向高阶位的西方爬升。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大致呈三级阶梯。第一级阶梯：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第二级阶梯：青藏高原边缘以东和以北，是一系列宽广的高原和巨大的盆地，海拔1000~2000米。第三级阶梯：在东部，主要是丘陵和平原分布区，大部分地区海拔在500米以下。
“天下中国”首次实现的中心区域—关陇地区处在第二阶梯位次，这一位次作为中间地带，其地理环境孕育出来的人群，具有更强的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秦人从陇西高原向关中平原、华北平原的进军，是俯冲姿态，一路所向披靡。汉唐定都关中，经略西域时基本属于仰攻，但战力依然强劲，终能成就大局。
“天下国家”模式之后，中国的改朝换代，以北方征服南方居多，西北游牧民族居高临下，俯冲中原，屡屡得手，建立了数代征服王朝。而定都南方的王朝，都趋向羸弱。比如在开封、杭州僵持的两宋王朝，经济发展繁荣，国力十分雄厚，但是军力惨淡，区区西夏小国都奈何不得，更遑论西域。明朝作为复兴中原血脉的朝代，虽然战力强劲，但边境只推进到嘉峪关，之后再无力向西。
正如李零在《我们的中国》一书首发时所说：“中国的地理重心，早期一直在西北，它的背后有非常广阔的骑射游牧地带，时刻威胁着整个中国。离它太近不行，离它太远也不行。尽管宋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不断向东南转移，但政治中心反而往北挪，最后竟挪到长城线上，就是北京。”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兴自蜀汉。”司马迁的老话，在后世一再复盘。
再次，高原和平原优势互补，游牧和农耕相得益彰。
分析秦人的成长历程，尽管充满艰辛和磨难，但他们的柔韧和刚毅精神，千年之后回望起来，依然会催人激越、感怀万千。他们的这种精神，正源自他们成长的特殊环境。
早期秦人在陇西高原与戎狄民族斗争，练就的是刚毅果敢，他们善养马匹，在游牧世界来去如风。后来进入关中平原，又获得了那里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敦厚的周文化滋养，战马加粮食等于最丰厚的物质基础，果勇加务实促成了最激进的进取精神，此时的秦人成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王者之师，他们俯冲华北，俯冲江南，自然一路无敌。
高原和平原的互动，实质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互动，早期秦人以陇山为轴心，以陇西高原和关中平原的互动做了小时空范围的实践，实现了民族融合和文明融通的小循环。到了汉唐，则扩展为以陇山为轴心，以陇右、河西、西域三大区域与关中平原、华北平原大板块的大时空互动，则实现了民族融合和文明融通的大循环。
“历史中国”的生成，早期中国一直是以东西互动为主推进的。从整个中国历史过程来看，东西互动优于、强于南北互动，根本原因依然在同纬度的魔咒—地理因素。
北纬40度作为农牧分界线，也是文明分界线。这条边线，一直是中原王朝的防御线，也是北上的底线。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鲜有皇帝逾越这条线。文治武功如汉武大帝刘彻，也只是越过这条线做一次巡游宣誓，然后赶紧撤回来。
东西互动，是天然的同纬度地理区位优势决定的，相较东西漫长的弧线，南北并没有广阔的地理区域：南部大海，北部高寒的草原，气候差异大。再直白地说，对于东亚腹地而言，南北没有战略纵深，而向西拓展可以有广阔的延伸空间。
早期中国，东西互动如同一架发动机，同步带动了南北向的互动（南部止于极热地带，北部止于极寒、极旱地带），形成了“历史中国”自然而然生长壮大的历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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