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南非女孩的万里归途

原创 刘文武 诗书自娱 2023-03-11 17:29 发表于南非

前言 一段跨越万里的微信语音通话，开启了我40多年人生中最焦虑的120个小时。此事已过去四年多，当年的每一刻仍历历在目。 以下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一、病情突发，风云变色 那天是6月18日，农历是五月初五——端午节。虽然身在南非开普敦，我们还是用中国的传统方式庆祝佳节。晚上，我作为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去探望6位汉语教师志愿者，一起吃粽子，谈笑风生。其乐融融的气氛突然被刺耳的微信语音铃声打破。我拿起手机看了看，是咱们孔子学院率领16位南非大学生到中国参加夏令营的带队老师汪宇文从广州打来的。当时开普敦时间是晚上7点半，广州已是凌晨1点半，这个时候来电，肯定是非常紧急的事。 我赶紧接通微信语音，广州那边传来汪宇文老师的焦虑。他说，夏令营学生昨天抵达广州，今天适逢端午节，上午就带领学生去看赛龙舟。在人山人海中，一位中文名叫康平的南非黑人女生于上午10点左右走失了。他心急火燎地找了几个小时，直到下午2点半才把她找回来。不久后，她就开始出现异常行为，例如大喊大叫，怀疑校内招待所的房间里有东西会危害她的安全，胡乱拍打自己和他人，强迫他人帮她买裙子等等。晚上10点左右，她在大学校园内乱跑乱唱，说有人要杀她，还朝他人乱喷香水，甚至裸奔。其他夏令营学生都被吓哭了。 宇文被折腾得头焦额烂。虽时值深夜，他仍试着打电话和发电子邮件联系南非驻中国大使馆以及驻上海总领事馆，看看他们能否提供协助，但电话没人接，邮件没回应。宇文又打了报警电话，但警方考虑到这位学生是外国人，必须格外慎重，而且她的行为不具有攻击性，因此不能强行带走。宇文无可奈何，只好调整住宿安排，把康平弄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透过窗户密切观察她的行为，防止她伤害自己。 接到宇文的紧急报告后，我叮嘱他打120叫救护车，然后打电话给外方的孔子学院项目官员齐英老师，让她马上联系康平的南非家人，向他们报告情况并询问病史和用药方案。 康平在报名参加夏令营时所留的应急联系方式竟然不是她家人的电话，齐老师几经周折才找到学生的父亲，得知她患有双相躁狂抑郁症，曾住院及服药，但上周停止了治疗，并且不听劝告硬要去中国参加夏令营。另外从联系中还得知康平父母已离异，并且能明显感觉到父母对她的病情都不够关心。在后续联系中，康平在南非的用药方案也拿到了。 宇文那边则更加不顺利。他担心康平一个人在房间里自残或自杀，而隔窗观察的人来不及阻止，因此把她从房间转到学校招待所大堂，由他和两位保安共同看着。然后宇文打电话给120，但120表示不接此类情况，不能派救护车，让他向精神病医院寻求帮助。因时值深夜，通过电话联系不上广州市精神病医院，打了几个综合医院的电话也没人接，有些号码甚至是过时的。宇文无助地再次找我。我让他打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电话，该院的精神病科在广州是比较有名的。中山三院的电话在三更半夜也很难接通。最终打通后，却被告知该院不接此类病人，应送往芳村的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北京时间凌晨3点，筋疲力尽的宇文和两位南非男学生带着康平打出租车赶往广州市精神病医院。 齐老师和宇文忙着联系的时候，我向孔子学院的外方院长报告了情况。外方院长十分担心此事被别有用心的人借题发挥，叮嘱我们一定要稳妥处理，不能有任何差错，并且最好尽快把这位学生带回南非交给她家人。 我同时也向本孔子学院的国内合作高校相关人员发了求助，希望有人半夜醒来看到微信，能助宇文一臂之力。北京时间接近6点时，国内高校有人陆续回应我了，很快拉起一个微信群，集体讨论此事。我把事情经过详细说了一遍，并写了一份报告发给孔子学院总部，汇报详情，建议让两位原定半个月后才赴任的新志愿者提前赴任，陪同该学生回南非。 就这样，我整晚都在两个时区之间来回穿梭，一直忙到开普敦时间凌晨2点才休息。 二、回国计划，纠结难定 康平在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就诊后，并没有被收入院治疗，医生只是给她开了些药。宇文无奈，只好又把她带回学校招待所。 国内合作高校的孔子学院办公室向副校长汇报了情况。副校长指示，把学生送到中山三院复诊，确保得到最佳治疗。 康平服用了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开的药后，昏睡了11个小时，醒来后被送往中山三院。三院的医生详细了解过她的情况后，对用药方案作出调整，选用药效更强的药物，并叮嘱要24小时有人看护和监督用药，乘坐国际航班也要有人全程陪伴监护。因此，医生认为她是可以坐飞机回南非的。 关于由何人陪伴康平跨越12000多公里回开普敦，我们孔子学院、国内合作高校和孔子学院总部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得出五个初步方案。 方案一：让两位新志愿者提前赴任，陪同康平回开普敦。优点是她们本来就要赴任，可以节省国际机票费用，现在只是提前10多天，仅须负担她们提前抵达开普敦的住宿费；两个人还可以轮流监护，没那么累。缺点是，她们毕竟是学生，有些突发情况可能会缺乏处理经验。由于早些时候副校长就指示必须由生活阅历丰富的人陪同康平回南非，这个方案被首先否决了。 方案二：由外方院长把康平接回。外方院长正好7月1日要到中国杭州参加培训，7月9日回南非。如果康平能在广州呆到7月9日，就可以由外方院长途经广州把她带回开普敦。此方案的优点是，外方院长工作和生活阅历丰富，能处理各种困难局面，缺点是康平还要在广州等20天，而汪宇文老师和其他南非学生再过几天又要离开广州去国内其他城市参观学习，在此期间康平独自留在广州由谁照顾是个麻烦事，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好说，一旦有事，外方院长和我都要为这个决定承担责任。 方案三：让康平的家人尽快从开普敦飞到广州把她接回。优点是在广州就能完成交接，此后的责任由家人负担，不必担心长途飞行和国际中转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缺点是：1. 康平的家人需要办理中国签证，现在南非的签证统一归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馆负责，即使通过中国驻开普敦总领事馆去协调，还是会需要较多时间，意味着康平必须在广州等待好一阵子，可能会像方案二那样带来一系列问题；2. 康平的家庭比较穷，负担不起开普敦到广州的来回程国际机票费用，如果想由外方大学来支付，则存在较多的程序和审批难题；3. 康平与家人关系不好，是否愿意被家人接回去还不好说。 方案四：由外方大学派人把康平接回。就目前所知，在外方大学，手上有中国护照，或南非护照加中国签证，能在南非和中国之间往返，而且生活阅历丰富的人，除了外方院长，就只有我和外方项目官员齐英老师。如果由齐老师过去接，则她的女儿在南非缺乏人手照顾；如果由我飞回去接，孔子学院的诸多事务就没有日常负责人在现场管理。 方案五：由汪宇文老师把康平带回开普敦，改让其他人担任夏令营剩余活动的带队老师。优点是：宇文在学校里就一直是康平的老师，她对宇文特别信任，而且这段时间宇文陪她最多，最了解她的病情和脾气；缺点是：整个夏令营的事务从准备工作开始就是宇文一手操办的，他对所有人员和每一个行程细节都熟悉，要让其他人临时代替，比较困难。而且，夏令营在后面还会遇到什么困难情况也不好说，由宇文继续带队比较放心。 反复纠结和权衡之后，我觉得由我马上飞回去接人是当前最适宜的方案，因此决定不辞辛苦，不畏压力，担起这个责任。于是准备工作马上展开。 康平的机票是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我只能订同样的航班。该航司下一班飞往广州的班机是第二天下午2:45的，6月21日到广州后，只能在家休息一天，第二天晚上就要带着康平奔赴机场，乘坐6月23日零点30分的航班回开普敦。康平的机票也由原定在北京结束夏令营后回开普敦改为提前一周跟我一起从广州回开普敦。 整体方案敲定后，各方继续提出完善意见。孔子学院总部提醒，为避免国际长途飞行以及中转时被怀疑拐卖人口，得问家长要一份委托书；途中各种情况难以预料，因此还要家长给一份免责声明。齐老师立即联系家长，于当天晚上拿到了这些文书。另外，中外双方高校也出具了相关证明，作为互相印证的材料。 由于处置及时而正确，康平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并从学校招待所大堂转回房间住宿。国内合作高校的老师、宇文、招待所保安、即将赴任的孔院志愿者以及夏令营学生24小时排班，轮流照看康平，因此未发生其他问题。 我从网上找了很多如何与精神病患者交流的资料，在飞赴广州的途中好好学习了一下，虽然是临时抱佛脚，但后面证明这些努力并未白费。 三、奔赴机场，步步惊心 到了广州，我只回家住了一晚。 第二天下午就是广州夏令营结营典礼，随后他们就要去成都和北京参观学习。我背上行囊，另外去买了一箱荔枝，就到学校探望夏令营学生。 南非学生们的状态看上去还算不错，事发初期的惊吓似乎已经过去。夏令营授课老师说，这段时间学生们要轮流值夜班，比较辛苦，因此白天上课时略显精神不足，但他们都很努力，学到很多东西，一会儿在结营典礼上会表演给大家看。 负责安排夏令营活动的张老师见我来了，临时决定请我在结营典礼上致辞。对于这种正式发言，一般来说我是要提前写稿的。这是用英语致辞，发言稿尤其重要。但现在已经来不及准备了。不过，此时此刻我有很多话想跟学生们说，因此就答应了下来。稍稍整理了一下思路，我就走上讲台，动情地感谢各位南非学生在同学遇到突发情况时伸出援手，并且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共渡难关。我告诉他们，这是宝贵的人生历练，将会成为他们的人生财富。 晚上7点多，我来到学校招待所大堂，首先向宇文了解他这几天跟康平打交道的经验。过了一会儿，康平出现了。她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也没多想，就说我来接你回开普敦呀。她又问：“我为什么要回开普敦？”我顿时愣住了：她还不知道自己要回开普敦吗？这几天一直在折腾接她回开普敦的事，我还以为广州这边早就跟她说好了。现在再过一个多小时就有滴滴专车来接我们去机场了，他们怎么还没跟她提过这事呀！ 康平板着脸，很不高兴地回了房间。其他南非学生赶紧告诉我，他们原来打算哄她说这就要一起去北京，以便让她乖乖地去机场登机回开普敦。现在不小心被我捅破了，得想办法把谎圆回来。 过了没多久，康平又出现在我们眼前，已是换了一身衣服。南非学生们顿时化身好莱坞顶级演员，七嘴八舌地说要去北京的事。康平指着我问他们：“他不是要带我回开普敦吗？”大家赶紧说：“哎呀，他是开玩笑的！你不知道吗？他这人最爱跟人开玩笑了。他是来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然后继续演戏，互相催促着去收拾行李，并问她要不要帮忙收拾行李。康平眼神呆滞地看着这群奥斯卡金像奖的有力竞争者，茫然地说她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又回房间去了。 我对宇文说，这事肯定瞒不住的，现在哄住了她，到了登机口怎么办？她如果硬是不上飞机呢？难道马上取消机票？我们不可能采取强制措施的，那样会更糟糕。为今之计还是要尽快说服她，让她心甘情愿回开普敦。 于是宇文强打精神，到康平的房间去做思想工作。过了好一会儿，宇文垂头丧气地出来，说已经费尽唇舌，仍然无法说服她。康平是6点半用药的，现在只能期望一会儿药物起效后，她变得糊涂起来，就跟我去机场了。 我们别无它法，只能照此行事。宇文找了几位演技最好的南非学生，指定由他们继续见机行事，配合表演。虽然他们去成都的航班是在明天早上，但要做出马上出发的样子，穿上外出衣服，行李也要拉出来，并且说是去北京。 我忧心忡忡地坐在招待所大堂里发呆，想着如果康平后面清醒过来发现真相，会不会大闹机场，或大闹机舱，到时该怎么办？在广州炎热潮湿的空气包裹下，我白天已经出了好几身汗，本来打算赴机场前到宇文的房间洗个澡刷个牙，再清清爽爽地上路，现在是做什么事的心情都没有了。 晚上8点钟的时候，康平忽然拖着行李箱、背着背包出现在我们眼前。我和宇文对视一眼，心中闪过的估计是同一个念头：她果然开始糊涂了。 宇文悄悄对我说：“院长，趁现在她愿意去机场，赶紧去吧，滴滴专车还有一个小时才到呢，咱们不等了吧？“但是我不同意，说早去也没用，她要是发现真相了也没辙，在机场闹起来还麻烦，还不如在这里，有更多人协助，在机场的时间是越短越好。 于是我们一方面安排人跟康平聊天，稳住她的情绪，另一方面让其他学生尽快做好表演的准备。我们拿荔枝给她吃，她兴奋地尖叫起来，说这是她最喜欢的水果了。她兴高采烈地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忽然打个大呵欠，然后就趴在沙发上睡着了。这是双相躁狂抑郁症的典型特征么？还是药物开始发挥效力了？ 晚上8:50，一位学生快步从外面走进来，说滴滴专车到了。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宇文弯下腰把康平叫醒，告诉她要去北京了。她伸了个懒腰，睡眼惺忪地看了一下四周，就迷迷糊糊地跟着宇文走出大堂。其他学生手忙脚乱地把康平的大行李箱塞进滴滴专车的后备箱，仿佛卸下了他们的最大负担。我最先上车，坐在前排，一男一女两位南非学生则在后排把康平夹在中间坐着，防止她发现情况后开窗跳车。男生是中文名叫凯乐的白人学生，女生是他女朋友。 由于心事重重，我和两位学生都不怎么说话。康平看着窗外的夜景，兴奋地大喊大叫。广州大道左边是五羊新城，右边是珠江新城，此刻正灯火辉煌，如银河泻地，壮丽无比。广州塔扭着小蛮腰，七彩变幻，倒映在珠江上，尤其妩媚动人。康平一会儿看左边，一会儿指右边，一会儿回头瞧后边。我就告诉她这是什么楼，那是什么塔。康平为广州的夜色心醉神迷，不断地问这问那，甚至那个中英文的“广州男科医院“招牌都要让我解释一下。 康平见另外两位同学不怎么说话，奇怪地问：“你们怎么不说话？你们以前都不是这样的呀？尤其是你，凯乐，你最爱说笑的了！”凯乐没办法，只好解释说自己很累。为了掩盖真相，两位学生打起精神，跟康平瞎聊起来。实在没什么好聊了，凯乐就指着旁边汽车的尾灯说：”看，这车的尾灯很特别哦，两圈灯光一大一小的……“居然就煞有介事地接连评价了好几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尾灯。我听着想笑，却又笑不出来。 终于到了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2号航站楼。这座新航站楼高端大气，优雅飘逸的穹顶上闪烁着无数星光般的小灯。康平又兴奋地手舞足蹈，大喊大叫起来。 我去咨询在哪里办登机手续，却被告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值机柜台不在2号航站楼，而是在1号航站楼。原来是我弄错了，机票上的Terminal 2是指亚的斯亚贝巴中转机场的2号航站楼。 这时滴滴专车早已离开，于是我们赶紧一溜小跑地去乘坐开往1号航站楼的穿梭巴士。因为我们出来得晚，怕这一耽误就赶不上程序复杂的国际班机了。 到了1号航站楼，我让两位学生陪她在一个离得比较远的地方坐着休息，自己一个人去埃航值机柜台，以免办理登机手续时康平发现真相。找到值机柜台后，忽然想起康平的行李箱比较大，必须托运，于是走了很长一段路回去找他们要行李箱。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回到值机柜台，忽然又发现没拿康平的护照，于是又拖着康平的行李箱，驮着自己的大背囊，快步回去找他们，累得气喘吁吁。一路上我在想，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会犯那么多低级错误？看来是我的思想负担太重了。 拿到护照再回到埃航值机处，24号柜台正好没人。工作人员问，康平为什么不自己来办理登机手续。我一时糊涂，按自己一贯的诚实本性说她有抑郁症（但没敢说躁狂），在另一个区域由朋友照顾着，不能过来办手续。工作人员说，那你要去15号柜台找埃航的工作人员批准了才能登机。 我一下子就蒙了，真想扇自己几耳光，怎么就直说了呢？我在15号柜台前面停住了，觉得不能说出真相求他们审批，万一他们不同意登机，那可怎么办才好？虽然这几天的经历清楚地表明她并没有攻击性，但我怎么去证明呢？就怕他们太慎重。我后悔前面没想到让宇文问中山三院的医生要一份康平可以乘坐国际航班的证明。 我无奈地回到康平那边，让他们三位跟我去柜台，打算还是直接由本人办理，反正她现在看上去还算正常，至于她会不会发现这是埃航柜台，会不会发现是去开普敦，只能到时编理由哄她了。 去柜台的路上，我悄悄地把情况告诉了凯乐，让他配合我分散康平的注意力，并提醒他，24号柜台的工作人员已认得我，即使空着也不能再去。到了那边一看，却还是只有24号柜台空着，好在这次没有工作人员指挥我们往空柜台走，于是我们赶紧溜到19号柜台前排队等候。 19号柜台正在没完没了地给堆积如山的箱包逐一称重，看来非洲朋友在广州买了不少东西呀，但我却看得心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们。我不断地掏出手机看时间，担心误了登机。我在想，如果有工作人员以时间紧张为由让我们去24号柜台，我就说那个数字不吉利，我们不想去那边办理。 凯乐特意面对着柜台跟康平说话，这样康平就只能背对着柜台，可以避免她看到什么。我内心暗暗称赞凯乐真聪明。刚才在路上他还悄悄提醒我，办完康平的手续时要故意大声吩咐他们去另一个区域的柜台办其他手续，以便他们合理地脱身。真是个机灵而又细心的小伙子。 旁边的18号柜台空出来了，我一个箭步冲过去，先把康平的护照递给工作人员。她问我这是谁，我就让康平回头看一下。工作人员对完照片就没再说什么了。我对她说，这位女孩身体不舒服，我要坐她旁边照顾她，能不能安排两个相连的座位？工作人员在电脑上仔细看了一下，说已经没有相连的座位了，登机后跟别人换吧。我忍不住大声问，那么大一架飞机，怎么就找不出两个相连的位置？她解释说，你们来得太晚了，绝大部分座位都已经被人选了，快点吧，闸机都马上要关了。我于是又后悔之前没同意宇文所说的早点来机场的建议。 康平的登机牌很快就打印好了，我的手续却不知哪里卡住了。工作人员也知道时间紧迫，又向旁边柜台的人求助，弄了很久，我在一旁看得焦躁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终于把登机牌都办好了，我们匆匆赶往安检口。我依计大声吩咐两位南非学生到另一个区域办理其他手续，然后就依依不舍地挥别了这两位得力助手，剩下的漫漫荆途只能独自面对了。 在安检口，康平再次问我：“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她一路上已经问过无数次了，我每次都耐心地说是去北京。这次我没有重复之前的回答，而是微笑着说：“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应该相信我！”我的诚挚微笑和坚定语气好像起作用了，她后面没再问我这个问题。 安检口上方有中文告示“国际旅客在此安检”，英文可能因为单词比较长，倒没有提到“国际”，而康平的汉语水平应该还不足以让她看明白那行中文。我暗自庆幸，第一次觉得，原来中文没学好也是有用的。 排队的时候，康平站在我后面。她是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必须时时看到自己人，才觉得安全，因此一路上都要我走在前头。我为了防止她走丢或逃跑，不得不每走几步就回一次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滑稽，旁人见了肯定会说：这位中国大叔怎么对那位黑人女孩那么深情呀！ 但是，这次我不能比她先进入安检口。如果她发现真相而拒绝过安检，那我在里面怎么办呀！于是我微笑着对她说：“女士优先！”好在她听话地走到我前面排队去了。 轮到我们了。康平越过安检黄线往里走，我仍没把护照和登机牌给她。等她到了窗口前，我才跨出半步，伸长手把护照和登机牌直接递给安检员，并且说：“我怕她弄丢，一会儿检查完了还是给我吧。” 安检员检查完护照和登机牌，作势要还给康平。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过去抢回手中。安检员瞪了我一眼，不过还好，没发作。 我顺利过了安检，康平的背包却要打开来检查。安检员翻出小半瓶迪奥香水，就是她在招待所到处乱喷剩下的，然后又翻出一瓶什么液体。安检员说这个不让带上飞机。康平似乎要争辩一下，我怕她犟脾气发作起来露出马脚，赶紧说：“不要了！不要了！回头我买一瓶送你！”她说：“我这香水要4000兰特一瓶呢！”我吓了一跳，但脸已经打肿了，只能继续充胖子，硬着头皮说要给她再买一瓶别的什么香水。康平说：“不用了。我说它贵，是希望他们不要把它扔了，他自己留着用或送给其他人都好。麻烦你帮我告诉他，这个送他了。”我只好把她的意思用中文告诉安检员，安检员笑着说他们不能收下的，只能扔掉。我回头用英语低声告诉康平：他收下了，让我谢谢你！ 忽然觉得这孩子心地挺善良的。 再往前就是海关了。我心想，这一关无论如何得闯过去，只要过去了，她想回头就难了。 出海关不分中国人和外国人，因此我们可以排在同一条队伍。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我问她手中拿着本什么书。她递给我看，原来是曾在开普敦大学担任讲师的南非作家A. C. Jordan写的The Wrath of the Ancestors（《先人之怒》）。我便心不在焉地问她这本书讲的是什么故事，眼睛却一直在看着维持秩序的海关官员，他在指挥队伍尽头的人依次前往不同的岗亭前面排小队等候。我是担心康平去了一个岗亭排队后，我就被指挥往另一个岗亭排队。 快轮到我们了，我对海关官员说，这位女孩身体不舒服，需要我照看着，能不能安排到同一个岗亭查验护照和签证。还好，他就把我们分到同一处岗亭前排队了。 我仍是让康平先过关。这次岗亭前有开合门拦着，我无法直接把护照和登机牌递给海关官员了，只好交给康平。好在过了开合门只有两三步路，康平没拿出登机牌来看，直接给了海关官员。 轮到我时，我快步上前，把护照和登机牌从康平手中拿过来，说要帮她拿着。 过完海关，就只剩下最关键的登机口了。我的心跳不由得加快起来。 我们来得晚，大部分人都已经登机，前面的队伍已经很短了。有两个显示牌都写着这是去亚的斯亚贝巴的航班。我心想，她知道了怎么办？哄她说没有别的航班了，只能从亚的斯亚贝巴转北京？她没那么傻吧？这一路走来，感觉她已经脱离了在学校招待所时的迷糊状态，越来越清醒了。哎，希望她没看到显示牌吧。 我正想跟她聊天，以分散她的注意力，忽然后面有个比我们来得还晚的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问我们这是不是去亚的斯亚贝巴的航班。 我心想，完了，她会不会暴跳如雷？我不敢回头看她。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没有动静，心想她不会逃跑了吧，赶紧回头看，发现她仍跟着我，一脸悲伤的表情。 我怯生生地问：“你怎么啦？” 她幽幽地回答道：“我想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里了。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沮丧。” 听到她这句话，我的心头大石轰然落地，感动得几乎要流泪。我们骗了她一路，她却一点怪我们的意思都没有。她只是为自己没机会好好体验中国而伤心。这再次印证了我前面的想法：她真是个善良的女孩。 我心里五味杂陈，有羞愧，有怜惜，有敬佩，有难过，有感激。 四、万里归途，潜流暗涌 上了飞机后，我就考虑如何跟别人换位置，以便跟她邻座。 我的座位在第20排，她的座位因为是后来改签的，在第44排。我心想一般人都喜欢坐前面，这样下飞机时可以更快出去，于是带着康平直接来到第44排，也许那边的人更愿意换到第20排。邻座的黑人大叔正在往行李架上放行李。我赶紧向他表示希望跟他换位置，并解释了原因。他仿佛没听见似的，仍然自顾自地放行李。康平又亲自求他换位置。他放完行李，然后一屁股坐在座位上，很明确地拒绝了我们，并让我们去跟第20排的人换位置。 康平的位置在三人中间，她的另一位邻座还没到，没法谈。于是我们来到第20排，看到我的座位旁边坐着一位华人小哥。我向他解释原因，问他能不能跟我们换位置。他马上就答应了。我千恩万谢，心想还是同胞好啊。 坐下没多久，那位华人小哥就回来了，还戴着医用口罩。他说那边的黑人邻座体味太重，他戴着口罩还是受不了，要把座位换回来。我再次恳求，说了康平的情况，华人小哥仍坚持说要换回来。 我没办法，只好去找空姐，说了我们的情况，问她还有没有其它办法。空姐说此航班满员，她也没办法。 康平看我急成那样，反而来劝我，说她一个人坐这儿没事，让我到第44排去坐。 我刚才在登机口被她感动了一把，对她印象大为改观，觉得她在药物帮助下挺正常的，只要定时过来提醒她服药即可，因此就托华人小哥帮我照顾她，有情况过来告诉我，并说我也会定时过来看看。 就这样，我放心地到第44排去坐下来。左边就是那位不肯换位的黑人大叔，右边则是刚才没见到的邻座，也是一位华人小哥。我又试着问他能不能跟康平换位置，他却说他喜欢靠窗坐，不会跟人换位置的。由于我对康平已经放心，因此没有进一步求他。 坐下没多久，康平过来找我，说想睡觉，问能不能借用我的旅行枕。我马上答应了。她还很关切地问我要不要用，我说你先用吧。 只要她安稳，我就放心了。 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她过来还旅行枕，说她睡够了，给回我。我看她挺正常的。后来我也去她那个区域看过她，仍是一切正常。 于是我在手机上调好提醒服药的闹钟，就放心地看起电影来。我没想到，形势已经在悄悄地起变化了。 虽然设了提醒闹钟，但我看电影时仍无法安心，每隔10来分钟就会掏出手机看时间。 大约还有45分钟就该服药时，埃航空姐突然过来找我。她说：“那位女孩喝了两瓶酒，现在哭起来了。” 五雷轰顶！ 我几乎尖叫起来：“天哪！她在服药呢，不能喝酒的！你为什么要给她酒喝？！” 空姐一脸歉意地说：“对不起，我们真的不知道。您只说她不舒服，需要有人陪伴，没明确告诉我们说她不能喝酒。酒是她本人向我要的，她还有没有向别的空姐要，我就不知道了。” 我赶紧离座，跟着空姐来到第20排，果然看到康平泪流满面。她坐在中间的位置，我就问边上的黑人壮汉，能不能起来让我坐康平旁边跟她聊几分钟。空姐说：“你就坐这里吧！”然后把那位黑人壮汉带走了，估计是在头等舱给他找了个座位。要是我一开始就态度强硬一点，她们会不会早就提供头等舱位置供我们调换呢？不过那时候还没关舱门，我不敢把康平的病情说得太重，怕她们会不让康平留在飞机上。 我坐了下来，稍稍平复一下自己的焦急情绪，尽量柔和地问她：“你为什么要喝酒呢？你应该知道，服药期间不能喝酒的。” 康平擦了擦眼泪，小声说：“因为你不在旁边，我觉得心里难受。我没喝烈酒，只是这种小瓶的红酒。”然后她就从前面座位的背袋里掏出一个小酒瓶给我看。 我心里乱成一团，又是替她难过，又是后悔前面没想尽办法换座位，又为当前的情况着急，说话的声音都颤抖起来：“你要知道，通过喝酒来逃避现实决不是办法，酒是不可能帮到你什么的，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你还在用药呢，本来再过半小时就得服药了，现在怎么办呀？答应我，以后再也别喝酒了，好不好？” 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下来了。 她见我也流泪了，连忙解释说圣经也允许喝酒的，然后又保证回去途中不再喝酒，最后又让我别哭，说我们两人至少有一人得坚强才行。 我把情绪平复下来，给她一个微笑，说我们两个人都必须坚强才行。 我问她，医生以前有没有说过，喝酒后多久才能服药。她说不知道，只知道用药期间不能喝酒。我听了又是一声叹息。 原定的服药时间到了，不过，可能酒精有一定的麻醉作用，康平暂时还比较平静。 但是，症状还是陆续出现了。她说觉得有蚊子在眼前飞，用手在空中赶蚊子，然后又从小包里拿出一小瓶没被海关安检没收的东西在空中轻轻地喷洒，最后发展到把空姐叫过来质问有没有做过灭蚊措施。 她又开始觉得皮肤痒了，在手臂上和腿上乱抓。我提醒她轻点，别把皮肤抓破了。 看到她的症状一点点地加重，我变得越来越焦虑。想给她服药，又担心精神药物和酒精会起不良反应，影响药效倒还事小，如果对她身体有损害就麻烦了。 于是，我找到空姐，把情况告诉了她，问她能不能广播一下，看机上有没有人是医生可供咨询。空姐答应向领导请示一下。 在随后的一个多小时里，我反反复复找了空姐很多次，每次她们都是含糊其辞。我忽然明白了，这个时候大多数乘客都在睡觉，而她们又觉得我这事不是什么大事，犯不着把全体人员吵醒，万一乘客投诉，她们也难受。 我心乱如麻地坐在座位上，眼睛一会儿盯着手机，一会儿盯着座位显示屏上显示的剩余飞行时间，反复地计算和权衡。我又回想胃排空所需的时间，回想以前在澳大利亚时在交规上看到的关于酒精量、时间和驾驶影响的描述。最后，我决定，一边密切观察康平的症状进展，一边留意时间，能把服药时间尽量往后拖最好，如果症状出现失控的苗头，就要果断让她服药。但是，喝酒3小时后，无论如何都得给她服药了，否则如果在亚的斯亚贝巴转机时闹起来就不可收拾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症状出现得越来越密集，我则一直在给药还是不给的犹豫中煎熬。康平在我过来前就已经向空姐要了一大瓶水，我于是不断劝她饮水，希望让她多上厕所，把酒精尽快稀释和排出体外。 康平问我要不要喝水，我说不用了，你留着喝吧。随后我向空姐要了一杯水。康平看上去似乎有些不高兴。她又问坐她左边的华人小哥要不要喝水，小哥也谢绝了。 过了一阵子，康平又问我要不要水，我仍然劝她自己留着喝。这时正好空姐的饮料车经过我身边，于是我又向空姐要了一杯水，表示我要水的时候可以随时向空姐要，希望她不要为我费心了。 过了没多久，康平的症状猛然加重了。先是手忙脚乱地左抓右挠，然后高举双手，轮流拍打自己的左右臂，有时又用力拍掌。我感到全机舱的目光都像利箭般射向我们这边。 我知道情况不妙。再一看时间，距离我过来这边正好3小时了，距离她本该服药的时间也已2个多小时。 不能再等了！我马上拿出药袋，对康平说：“你该服药了。” 这时的康平忽然像换了个人似的，不再是昏昏欲睡，不再是稀里糊涂，不再是无精打采，不再是理智柔顺。相反，她现在目光凶猛凌厉，说话斩钉截铁。她冷冷地说：“我为什么要吃药？你觉得我疯了吗？我告诉你，我没疯！我正常得很！” 我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但仍满脸堆笑，柔声说：“你现在不是觉得到处痒吗？吃了这药就好了。来，我给你倒水。” 康平依然冷冰冰地说：“我不用吃药！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逼我吃药！哪怕是总统也不行！只有我自己觉得需要吃药的时候，我才会吃药，你听明白了没？” 就这样，我拿着药，苦口婆心地劝她，她则一边胡拍乱打，一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话语回应我，而且声音越来越高，前面的人纷纷回头看我们。 几轮攻防下来，毫无进展。我几乎绝望了，不再理会她，呆呆地坐着，一会儿自责，一会儿怨恨。 旁边几位黑人大叔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样子，都来劝我，说她没事的，别太担心。 我不理会康平，她的嘴巴却没停下来。她恶狠狠地说：“你说要我相信你，你什么时候相信我了？我给水你们喝，你们不喝，这是哪门子信任？” 我听她这么说，觉得可能有机会，于是对她说：“好吧，我相信你，现在我口渴了，你能不能给我一杯水喝？” 康平凶巴巴地说：“不但你要喝，他也要喝！” 我赶紧告诉华人小哥，求他配合一下。华人小哥答应了。 康平问空姐要了三个杯子，然后抖抖簌簌地往杯中倒水。由于控制不好，有些水倒出来了，但我不敢帮她，怕她又说我不信任她。这是那种2升的大瓶子，她应该没有对着嘴喝过。但这时，刀山火海我都得上了，哪里还顾得她有没有对着嘴喝过。 喝完了一杯，康平又要给我们倒水。华人小哥对我说：“告诉她，我喝够了，不用了。”我哀求道：“再喝一杯吧，估计再喝一杯就好了，帮帮忙！” 于是我们又喝了一杯，康平还用汉语说了句“干杯！”，弄得我们哭笑不得。 喝完水，我对康平说：“现在你该信任我了吧，听话，吃药吧。”然而，康平还是说：“不，我没病，不需要吃药。”语气倒是不像刚才那么生硬了。 我不甘心放弃，还是像唐僧似的在她耳边唠叨。康平说：“这样吧，我们三个人把这杯番茄汁分着喝了，我们之间的信任感就真的建立了。我想吃药的时候就会问你要。” 我把她的话转述给华人小哥听。他忽然站起来，说要上厕所。他戴着口罩和眼镜，我看不出他的表情是愤怒还是无奈。 我只好告诉康平，等小哥上完厕所回来再分番茄汁。左等右等，小哥就是不回来。康平说：“算了，不等他了，我们两个把这杯番茄汁分了吧。”于是，我们拿着番茄汁又干了一次杯。 我觉得是时候了，又对康平说：“现在我们之间的信任感完全建立了，你能吃药了吧？”康平面无表情地说：“信任是信任，吃药是吃药。我觉得自己需要吃药的时候自然会问你要。” 我又一次陷入绝望中。她这不是在耍我吗？ 康平的症状在继续加重。她一会儿抓头，一会儿搓脸，一会儿拍打手臂。这时华人小哥已经从厕所回来了，在座位上把身子往另一边歪得老远，生怕被康平碰到。 忽然，康平转头对我说：“给我药！” 我没想到那么突然，还没反应过来，康平又说了一句：“给我药！快！” 我如闻圣旨纶音，飞快地扯出药袋，抢出那瓶德巴金。但是，药瓶盖子盖得很紧，我一下子没打开，康平伸过手来想帮我。我狠狠一用劲，瓶盖打开了，给了她一粒，她抓起水就把药冲下喉咙去了。这时我在弄另外三种药，她又催我说：“快！把全部药一起给我，我一下子吃下去！”我把两粒药先放在她手上，急急忙忙地说：“等等，另一种药吃半粒，我给你掰开。” 她终于把药都吃下去了！我顿时放松下来，虚脱似的瘫在椅子上，呆呆地望着前方，不知是喜是悲。 过了一会儿，康平说要上厕所。我担心她在厕所里会想办法把药片呕出来，但我又不可能跟进去。后来看到这会儿正是上厕所的高峰期，到处都在排长龙，心里想，慢慢排吧，药片在胃里应该化开了。 趁康平不在，我拍拍华人小哥的肩膀，又是道歉，又是感谢。他没有回应我，但我看到他的眼角涌出了一粒泪珠，不知是觉得害怕还是委屈。 康平从厕所回来后，抓痒和拍打的症状逐渐减轻了。过了没多久，就说想睡觉，然后就一直睡到飞机降落在亚的斯亚贝巴。 乘客差不多都下去后，我才叫醒她，一同进入中转机场。现在是凌晨，气温有点低，而康平只穿着吊带背心和短裤。我把我的衬衣给康平穿上。在机场坐着等候转机时，又把羊毛衫给她盖腿保暖。 凌晨的亚的斯亚贝巴机场中转大厅冷冷清清，等候转机的乘客大部分都在睡觉。我不清楚自己已经有多久没睡觉了，但紧绷的神经让我不敢入睡，也肯定无法入睡。 两位也在这里中转的华人看到我，走过来坐在我们旁边，跟我聊天。过了一会儿，康平头一歪，睡着了。 我觉得口渴，打算去买两瓶水。想着现在暂时没有要起飞的航班，这中转大厅要去哪里也不行，康平应该走不了，也不会被拐走，于是托两位华人帮忙照看康平，如果她突然醒来就告诉她说我去买水了。 面向我们座位的这一排商店，很多都在打烊，仍在营业的寥寥几家却不卖水。我只好绕到另一边继续找，这时康平已经不在我的视线之内了。 我焦急地快步走着，又问了几家店，好不容易买到了水，赶紧往回跑。回到座位，看到康平已经坐起来了，正泪流满面。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我醒来看到你不在，我怕！” 我把水递给她，安慰了几句，又回头感谢两位华人帮忙照看她。 康平的安全感让人捉摸不透。我们坐着等候安检门开放时，她看到远处的机场礼品店橱窗上挂着一条好看的裙子，就说想过去看，还保证说她不会走丢的，倒是我不放心，要陪她去看。然而，过完安检后，我说我要上厕所，让她在候机大厅座位上等我，她却不愿意，一定要跟到男厕所门口等我。小便池那边有半堵墙，我的上半身她是可以看到的，因此她就安心了，我倒是几乎要犯尴尬癌了。 坐在候机大厅继续等候时，天逐渐放亮，埃塞俄比亚高原的暖暖晨光，从落地玻璃窗温柔地洒进来，抚慰我一路焦灼的内心。 从亚的斯亚贝巴到开普敦这一程，我们仍然不是邻座。不过，她在第21排，我在第24排，而且都是在靠过道的位置，因此我们之间实际上只隔着两个人，我一抬头就能看到她。我问康平要不要跟别人换位置，她说不用了，没问题。 上了飞机后，我吸取上一程的教训，找到空姐，强调康平在服药，不能喝酒，让她把这个消息转告每一位空姐，并说如果康平向她们拿酒喝，应该哄她说发完了，没有了。空姐答应下来。我又看着她跟别的空姐说完这事才回到座位。 然而，当饮料车推过来的时候，我却发现红酒和啤酒就十分招摇地码在饮料车顶部。唉，没办法，空姐不可能只为我们俩服务。我只好一直盯着康平，防止她拿酒。她身边好多人都拿了酒，空气中飘着酒香，诱惑更大了。好在她最终只要了一杯红色的非酒精饮料。 于是，每次饮料车和餐车经过，我都神经兮兮地站起来盯着两米开外的康平。 康平跟旁边两位黑人大叔聊得很开心，时不时爆出一阵大笑。后来，她还跟那两人换了位置，从过道边换到窗边了，大概是想看窗外的风景，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回头看到我。 我反复计算时间，康平上次服药可以支撑到飞机在开普敦降落后一个小时。要不要在飞机降落前劝她再服一次药呢？我担心她在机场发作，不愿跟家人回去，决定还是在飞机降落前劝她再服一次药。 飞机还有一个小时就降落了。这时康平从窗边的座位上站起来，拿了些东西，旁边的两位黑人大叔则站了出来，让出位置给康平出去。我探头瞧了瞧，赫然发现康平手中拿着3个小酒瓶和一个啤酒罐。 我简直要疯了！她怎么又拿酒喝了？我前面怎么没发现？是不是那两位黑人大叔给她的？ 我气呼呼地站起来追过去，到备餐间才追上。我质问她为什么又拿酒喝。她有些奇怪地看着我说：“这是他们的酒瓶，我帮他们扔垃圾呢。” 我一下子尴尬了，不放心地又问了一句：“你真的没喝？” 康平说：“真的，我知道服药期间不能喝酒。” 其实我前面盯得很紧，她应该是没喝的，只是我太紧张了，看到她拿着酒瓶就想当然地觉得是她喝的。于是我翘起拇指表扬了她。 我又说：“差不多该吃药了。”康平回答道：“你不用劝我服药，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需要药物。你放心，如果你再看到我举起双手拍打手臂，那时候我自己就会问你拿药。” 我也无可奈何，只能相信她。毕竟上次就是她主动问我拿药的。现在没坐在她身边，她又不靠过道，要劝她也不容易了。 离飞机降落还有一点时间，我拿出药袋，把药名和用法用量等信息都翻译成英文写在每一个纸药袋上，方便康平的家人指导她按时按量服药。后来又担心她们遗失药袋，于是又用手机把它们都拍照存下来。 飞机来到开普敦上空后，一头扎入厚厚的乌云里。机身在摇晃，显然外面风很大。康平一直盯着窗外。我不担心这天气，只担心康平那脆弱的安全感承受不了降落时的危险而发作起来。 正在焦虑之中，飞机平稳地落地了。康平忽然鼓起掌来，结果，机舱内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跟着鼓掌，掌声响成一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乘客为飞机安全降落而集体鼓掌。 五、回家之路，再生波澜 到了开普敦机场，我的心就基本安定下来了。现在距离康平应该服药的时间只剩下一个小时，我希望尽快把她交给她的家人。 按事先的安排，康平的家人应该到机场来接她。齐老师也会到机场来，带上一份关于接到康平的声明，让她家人签字确认。我一直担心康平不愿意跟家人回家，在亚的斯亚贝巴中转时就发微信给齐老师，让她们远远见到我和康平一起走出来就要让康平的家人签字，以免康平见面后不愿意跟家人回家，家人到时又不签字。 我们过海关和拿行李都很顺利，很快就接近出口了。这时我停下来，跟康平说有司机来接我，我要打电话看看司机到哪里了。实际上我是打电话给齐老师。齐老师说没想到我们出来得这么快，她还没到呢，让我们再等等。于是我找个长椅跟康平坐下来又聊了很久。康平有些不耐烦，好几次问我何时能出去，我则哄她说司机还在路上，然后偷偷给齐老师发信息，告诉她药效快消失了，要抓紧。 终于接到消息，得知齐老师和学生家人都就位了，我于是带着康平慢慢往外走，一路上说些开心的事，又教她说一两句汉语。 到了出口，首先见到的是我们的黑人司机，然后是齐老师，最后，康平的家人出现了。我看了一眼康平，发现她脸上有笑容。我赶紧说：“哎呀，太好了！我没想到你家人也来机场接你，是你让她过来的吧？”康平回答说：“不是，我没告诉任何人。我不清楚阿姨怎么知道我坐这个航班回来。”哦，那人是她的阿姨（Aunt）。从声音中听得出康平仍是挺高兴的。 我远远地看到，齐老师拿出一张纸给康平的阿姨签名。 见面后，我把药袋拿出来，问康平是交给她还是她阿姨。没想到，药袋的出现，又成了一个刺激因素。康平忽然激动起来，大声说：“当然是给我！这药袋上有中文的，她会看吗？我是学过中文的。再说了，我没疯，我知道我什么时候需要服药。我再强调一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我服药，我爸不可以，我妈不可以，阿姨不可以，就算总统也不可以！你们都明白吗？” 我们当然都说明白。康平却看出阿姨答应得很勉强，她又大声说：“我就知道你不相信我！你就是觉得我脑子有问题！如果你不把这件事搞清楚，我不会跟你回家！你不百分之百弄明白，我就不会离开他！”她用手指了我一下。 我心中暗暗叫苦：这事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呀！ 由于康平说话声音太大，机场很多人都向我们这边看过来。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康平不可能跟她阿姨回家了，在机场继续耗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也快支撑不住了，于是说：“那你现在想去哪里？我们送你去宿舍可以吧？” 康平同意了，但她说南非太不安全，要我们全都陪着她去宿舍。我告诉她，其他人另有车辆，就我和司机陪她去宿舍。 在去停车场路上，康平要我和司机靠她近些，显然是安全感在持续下降。快到停车场时，司机要我们站着等等，他去交停车费。康平却不同意，要求一起去交费。她真是太紧张了。 为了调节气氛，我问康平：“你觉得是广州机场漂亮，还是开普敦机场漂亮？”康平刚才还是紧张兮兮的，听到这个问题，忽然大笑起来：“当然是广州机场漂亮！开普敦机场相比之下只是一粒小花生米！”然后她就滔滔不绝地说她多么喜欢中国，又问我觉得南非怎么样。我说，南非很好呀，风景壮丽，资源丰富，你应该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康平仍然坚持说中国比南非好太多，一方面表示明年还要参加夏令营，另一方面还向我咨询如何申请中国的奖学金。 我们到了车旁，康平要我们先上车。我们知道她又担心车里有什么不安全的人或东西了，于是先开门上车。司机问我要不要坐前排，我担心康平一个人在后排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来，所以还是坐到后排去了。她现在缺乏安全感，我坐在她身边，她会觉得心安些。 我们的车开出了机场。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仿佛呼应着我此时的心情。康平似乎更紧张了，一会儿问司机熟不熟悉道路，一会儿提醒司机开慢点。 康平又提出了两个请求，一个是要我们到了宿舍区后，陪她到旁边的小卖部买手机充电线，另一个是要我们陪她走到宿舍门口，看到她安全进入室内后才离开。 后来，她又提出一个请求，要我们作为目击证人，看她向宿舍主管提出，没有她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她的房间。 我们都一一答应了。 进入宿舍区要刷门禁卡，安全措施还是比较严密的。到了宿舍管理员的窗口，康平说要跟宿舍主管谈谈。管理员问：“你有预约吗？”康平大声说：“现在我的安全面临威胁，我要马上见主管！”管理员解释说今天是周末，主管都不在。康平生气地说：“那是他们不负责任！宿舍管理条例上说，不管任何时候，4名主管至少要有一名在岗的！” 管理员没办法，只好打电话叫了一位职位比她高的人过来。 这个人跟康平交锋了几轮，每轮都败下阵来，不得不一次次进去里面打电话给主管。康平虽然患有精神疾病，但她本身非常聪明，又受过高等教育，说话时逻辑严密，论据充足，极难驳倒。而且，她很会抓住别人话语中的破绽，一举攻破。之前宇文想说服康平回开普敦，就已经领教过她的厉害。宇文这么能干尚且如此，这位小主管更是被康平弄得焦头烂额。我在一旁想：唉，管理个宿舍也不容易啊！ 后来小主管说，大主管现在忙别的事，3小时后到。康平跳了起来，尖叫着说：“我马上就要死在这里了，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大？他必须马上来！”说完又哭起来。50多岁的黑人司机大叔这时发挥了作用，像父亲一样搂着康平，轻轻地拍她的背，小声安慰她。 最后，小主管把我们请到一个他称为“绝对安全”的内部房间，又把宿舍区副主管找来跟康平谈话。 康平向副主管抱怨以前有人用万能钥匙开她的门，还有一次是有人骗她开门，然后冲进来抓她去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有人给她打吊瓶，后来她发现，她的血从针头进入吊瓶的管子里了，她觉得这样自己会死掉，吓得赶紧把针头拔掉，偷偷地从精神病院逃出来。她要求副主管保证，任何人没有她允许都不能进入她的房间。副主管说：“但是，按规定，如果有人说你处于危险之中，我还是要进去查看的呀！”康平说，你们有我手机号码，可以打我手机征得我同意呀。 最后，副主管同意了，保证任何人没有康平允许都不能进入她的房间，有事可以先打她手机。 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们陪她回房间放行李，然后陪她到旁边的小卖部买手机充电线。再回到宿舍区大堂时，我们向她告别。她十分感谢我们，跟我和司机都拥抱了一下。 我和司机再回到宿舍区停车场时，看到康平的阿姨站在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我带康平离开机场前曾跟齐老师说，不要让阿姨跟我们去宿舍，否则我无法脱身的。估计是她对康平放心不下，仍过来了，只是没进入宿舍楼，就在停车场等我。 现在我已完成任务，于是跟康平的阿姨聊一下，看她有什么打算。 阿姨说，她要想办法把康平送到医院去。司机也同意她的想法，因为他觉得康平真的病得很严重。我说中国带回来的药最多还能再撑两天，希望她能抓紧。 阿姨告诉我，康平去中国之前曾住院；出院后，她跟康平住一起，每天监督她按时服药。康平只要按时服药，基本还是正常的。她坚持了三个星期，但在去中国前一周不知为何自作主张停了药，并且不听劝告，硬要去中国，结果就给大家带来麻烦了。 我问她：“康平的父母怎么不来接她？”阿姨说：“她父亲一向是在开普敦的，但最近去约翰内斯堡了。她母亲在东伦敦（南非东海岸的一个城市），就连坐飞机来开普敦的钱都没有。” 我又问她现在有没有办法把康平送去精神病院，她叹了口气，说：“的确很困难，她不相信我。但是你们放心，她以前就这样，有钱的时候不理我，没钱的时候还是会来找我的。” 我见她对康平那么好，甚至胜于康平的亲生父母，于是好奇地问：“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您不想回答可以不说。请问您是康平爸爸的姐妹，还是康平妈妈的姐妹？”（因为英文里Aunt同时对应父亲和母亲的姐妹。） 阿姨说：“都不是。我是她爸爸的女朋友。” 我听了大吃一惊，无比感动。康平现在这情况，个个都避之唯恐不及，甚至亲生父母都不想理她，而这位女士，她跟康平没有血缘关系，甚至法律上的关系都没有，却是最关心康平的人！ 后记 回到自己的住处后，我一下子瘫倒在床上。我已经40个小时未曾合眼了，其中30个小时还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现在放松下来，我一碰枕头就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连续睡了13个小时。如果不是饿醒了，可能会睡更久。 6月25日星期一，回到开普敦已经两天了，我让齐老师跟康平的阿姨联系一下，看康平有没有住院。康平的阿姨回复说，周六晚上（即康平回来当天）曾派夜间护士去帮助康平，但她拒绝见护士，后来甚至跟阿姨也切断了联系，她十分担心，但也无计可施。 6月26日下午，康平的阿姨主动发来短信，说她入院了。 这次突发事件，终于圆满落幕了！ 万里救急，八方援手；五日煎熬，一生记忆。 衷心感谢在此期间为康平和我提供过帮助的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