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在变小，独居者在增加，隐私越发重要。这不是一地独有的变化，而是各地普遍发生的趋势。理解这一趋势的主要动因，其重要性愈发突显。例如，Salcedo、Schoellman与Tertilt对1850-2000年间美国家庭结构的宏观经济学分析，即阐明：随着收入上升，家庭内个人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家庭的集体消费占比越来越小，这又伴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小家庭模式，带来了约等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2.5%的成本节约。

如图1，1850-2000年间，家庭规模不断缩小。既往研究多归因于生育率的下降，然而，两方面证据显示：这一理解，未尽全面。首先，在横截面上看，家庭规模的缩减是全方位的：儿童的平均数量减少，成年人的平均数量也减少；有亲缘关系的家庭成员数量减少，没有亲缘关系的成员数量也在减少。其次，从个体生命周期看，任一年龄段个体所居家庭的平均规模，都在随时间不断缩减。

循此，作者提出了解释小家庭模式的又一因素：家庭内公共品的消费收入弹性，小于各家庭成员私人品的消费者收入弹性。此述家庭内公共品，指的是“可以被不止一名家庭成员同时使用的商品”，主要包括居住服务、电器和大部分耐用品。不能同时使用的私人品主要包括：教育开支、医疗开支、衣物、交通开支，等等。如图3示，家庭内公共品消费对私人品消费的比值，确实在不断下降。

之后，作者建立一宏观经济学模型，以严格验证假说。其中，个体面对收入约束，就家庭规模、家庭内公共品消费和私人品消费做决策。简言之，模型推导发现：在适当参数下，随着收入上升，个体的最优决策是缩小家庭规模；同时，将更低比例的收入花在家庭内公共品上，而将更大比例收入花在私人品上。这既可以解释图3中消费模式的时间序列变化，也可以解释横截面上不同收入家庭消费模式的差异。

后续的矩识别、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在较好地拟合实际消费变化的同时，也可以解释迈向小家庭模式进程中的一部分变化。以家庭结构为例，模型可以解释同期家庭成年成员减少的约37%-50%，解释儿童成员减少的约16%-33%，解释家庭公共品消费与私人品消费比值下降的约33%。因此，弹性确实是影响家庭规模的重要因素。模型也与同期“家庭与儿童有关的开支显著上升”这一趋势一致。

最后，原文还讨论了模型的许多细节和推论。例如，使用更为细致的、公共品与私人品价格的逐期变化校准模型，会导致模型解释力的轻微下降。此外，模型涵盖了组建和维系家庭的成本；在微观层面，这包括家庭暴力等冲突所带来的高昂成本。根据数值模拟，自1850年以来，随着家庭规模下降，相应成本占同期GDP的比重下降了约2.5%。这可以视作意料之外且幅度颇大的效率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