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修建来源:《品读》2020年第9期
初秋时节,我回到东北平原上那个偏远的小山村。在物与人均皆非的故乡,遇见了这几年靠培育树苗生活的陈伯,他指着一批即将被移植到城市里的树苗,伤感道:
“村里人越来越少了,像一棵棵树,陆陆续续地进城扎根了,再也不回来了。”
一语惊心。的确,在城市里忙忙碌碌,偶尔回故乡看看,有时竟成了一种奢望。
赵云义是村子里第二个考上大学的,毕业后分到县财政局,没干两年,他竟辞去工作,到了省城一家建筑公司。折腾了8 年后,他拥有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把房子盖到了黄浦江边,公司也搬迁到了上海。
那天,去上海开一个学术会议,他得知消息,特意打电话约我见一面。
虽说已有15年未见,但他的握手还那么有力,说话还是大嗓门。聊起小时候我俩一起上树掏鸟窝、下河捉鱼,很多细节,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他再一次提起,全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我,曾是他当年奋力追赶的目标。他说,父亲曾经常敲打他:“你要是也能考上大学,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供你读书。”
他兄弟姊妹多,那会儿家里条件差,我把上高中的课外书送他几本,就能把他乐开花。他念念不忘地说,自己能考上大学,也得感谢我呢。
我问他,当年扔掉财政局的“金饭碗”是否犹豫过,他说当然犹豫过了,亲朋好友全阻拦。可是,不甘心一辈子窝在那个小县城里,他想到更大的世界闯荡一番。
他辞去公职后去建筑工地当一个小工长,被父亲骂了两年,说他纯粹是瞎折腾。他说,从那个小山村里考出来,不也是一种折腾吗?要折腾就往大处折腾。如今,他的儿子正在国外读研究生,将来能否回国工作也不好说呢。
再聊到我这些年的经历:大学毕业后先是被分到一个林区小镇,后来在一个三线城市工作了8年,再后来被调到哈尔滨的一所大学当了老师……我们都“折腾”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慨叹,一批一批的人彻底离开了乡村,已经把根扎进了城市。我们的后代是再也回不到春播秋收的农村了。
只是,我们偶尔还会想起故乡,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以及童年的一些快乐或苦涩的往事。
李晓春是我老家的邻居,20世纪90年代中期她考上了哈尔滨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她留在了哈尔滨,爱人是同校中文系的才子,也来自于农村。
既是校友、老乡,且同为老师,还都喜欢文学,我们的联系就多起来。李晓春热情好客,每逢家乡来人,她总会跑前跑后,张罗饭局、安排住宿、做导游兼购物参谋。受她的感染,每每有老乡聚会,我也尽量到场,努力尽地主之谊。
前些年,一些名校的好老师被文化培训学校争着聘请。李晓春的课讲得好,名气越来越大,她的辅导班经常爆满,有时插班也要找熟人“走后门”。
后来,不允许在职教师参与课外辅导了,她也没有什么失落——学校的教学工作依旧认真,成果也越来越丰硕。她爱人也在业余时间安心创作,出版了两本颇受读者喜爱的散文集。两人还把彼此的父母都接到省城,给他们在一个小区分别买了房子,周末一家人聚到一起,其乐融融。
李晓春跟我说,她8年没回过老家了。现在也不想回去了,因为熟悉的人大多不在了。亲戚们坐到一起,也找不到交流的话题,那种说不出的“隔膜”,让她莫名伤感。这一点,她爱人比她的感受更深。
那天,我正在马路边等信号灯,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我,是一位快递小哥。见我一脸惊讶,他赶紧自我介绍:他叫魏春喜,来自我的老家,是魏大个子的孙子。魏大个子,当年是村里最能干的“庄稼把式”,各种农活都很出色,父亲没少赞叹过他。没想到,他孙子这么大了,两年前就来省城闯荡了。
我关切地问春喜,工作怎么样?生活怎么样?他说,比在老家好多了,现在种地不赚钱,村里年轻人几乎都出来打工了。他此前在一个小城里打过工,活儿不多,收入也不高。来省城打工的人虽然多,但机会也更多,收入相对稳定。像他这样勉强读完初中的人,只能干一些苦活儿累活儿。他偶尔也后悔当年没好好读书,但马上就安慰自己:干啥都得吃苦,送快递也能赚钱养家。他挺知足的,每个月都能往家里邮钱。
他说:“就算是我这辈子不能在城市里落户,我也得好好打拼,让我儿子将来住到城市里。”
“就那么渴望离开老家?”我原以为,像他这样的“城市候鸟”,在城市和乡村间来来去去,年复一年,根始终还在乡下。没料到,他不甘心这样漂泊,也是想在城市里扎下根。
后来,去了春喜位于城乡接合部的租住屋,见到一大群跟他一样的打工者,听他们讲述了一个个或艰辛或快乐的打工故事,也从他们的眼神和语气里读到了既想融入城市又难融入城市的隐忍、希望、焦虑和茫然……
一个周末,春喜给我打电话求援:老家来城里打工的老肖和老耿,干了大半年的活儿,却没拿到一分工钱。领着他俩干活的小包工头也被骗了,那个欠下巨额工程款的承包商,资金链断掉了,正焦头烂额。
遇到这样头疼的事,他们一时手足无措,突然想到我,觉得我在城市里认识的人多一些,或许可以帮他们想想办法。要不然,拿不到工钱,不知该怎么回家过年。
我时常在新闻资讯上看到欠薪、讨薪的事情,但没想到在某一天,我家乡的人会请我这一介书生出面,帮助他们讨要工钱。
虽然自己位卑言轻,但一想到家乡人殷殷期盼的眼神,便不能有丝毫退避。我打市长热线,找劳动仲裁部门工作的校友,找媒体工作的同学……能想到的部门和人,都去找了。忙碌了半个多月,在各方面的齐心努力下,总算是帮助老肖和老耿拿到了工钱。
到火车站为他们送行时,看到两位年过六旬、白发丛生的家乡人——他们本该在家中安享晚年、却不得不为一份温饱的生活,外出吃苦受累,突然间心里涌起阵阵的酸楚。
我知道,他们只是某些城市里的过客,故乡那块贫瘠的土地才是他们永远的家。
陈伯说,家乡不少人念叨我的好,尤其是老肖和老耿,说我不但帮他们要回了工钱,还请他们吃一辈子没吃过的西餐。“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心地善良,不忘本。”
我惭愧道:“我不过是做了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小事。”
陈伯慨叹:那么多树移植到城市里了,总有一些树会朝着家乡的方向望上一望。他说,我就是其中的一棵。
而我想说,每一棵进入城市里的树,其实都记得自己的来路。即使在城市里扎下了根,再也无法回到遥远的乡村,也会如一位作家所言:故乡永在,无论你走了多远,走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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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永在,无论你走了多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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